我是精神科医生，日常工作接触了很多各个年龄段的抑郁症患者，单就我的感受，觉得年龄没有明显的差异。或者你有这样感觉的原因是——这两个年龄段都是在奔房子，奔事业，奔家庭，奔爱情的人。
其实我觉得造成这样现象更明确的原因是80.90和之前几代人存在明显的文化差异，特别是这两代人成长的环境都比较推崇表达自己的情感，像“爱要说出来”，“苦了累了别自己扛”等等都是鼓励表达自己的情感。而反观我们的50.60.70一代人都是在典型的东方文化熏陶下养成的默默承受的性格，不管多大的困难，都喜欢一个人独自承担，也不懂得如何表达自己的情感。
这一点尤其年龄越大的人表现的越明显，之前世界卫生组织因为当时东亚地区的焦虑症和抑郁症发病率普遍低于世界其它地区而做过这样的一个研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并不是东亚人不焦虑，不抑郁，而是东亚人的问候没有教导个人情感表达的内容，所以大部分东亚人都在默默忍受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有时候实在无法忍受，表现出的症状也不是用嘴说出来的抑郁症状，而是用身体传递出的躯体化症状。也就是说东亚人抑郁不会说，却会用躯体表现出明显的不适感。这就是焦虑抑郁的躯体化症状。
在医学的角度讲，我们目前的诊断思路比十几年前要进步的多，也更容易发现单相抑郁和双相抑郁的问题，这一点是之前的医学水平所无法比拟的。其实，不是80.90的问题，我现在接触的一些00后的在校中学生问题也很明显，但家长大部分都不接受自己的孩子存在抑郁症状。甚至有些孩子明确跟家长求助，也得不到正确的对待，家长只是觉得孩子是厌学，或者是矫情？！
抑郁症并不会影响一个人的正常寿命，只要想活就能够活到人类平均寿命值，当然这里还需要排除自然生病等生老病死现象，想不想活，能不能活，愿不愿意活的问题，百分之八十五的抑郁症并不会选择结束生命这也是事实，抑郁症的占比百分之十五左右，所以，绝大多数抑郁症都不一定会这种行为，从一点出发来看，抑郁症不出现意外死亡，那么绝大多数是能够活到人类平均正常寿命值，这一点不会受到影响，况且抑郁症的临床治愈率也是挺高滴，积极配合治疗都是能够康复，只要能够积极配合治疗，接受综合治疗，那么复发概率也是会降低，所以这样来看，抑郁症是能够康复的，如果康复了那么更不会影响寿命，能活到你能活的年龄。
我是60后，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很少听到抑郁症这个词，现在是经常听到而且碰到这样的人的概率还挺高，根据我的观察说说我的看法。一既然是病就去看医生，听从医生该吃药吃药，该运动运动。二在我身边，我遇到过两个有抑郁症的人，我发现他们的逻辑思维出现问题，比方说你说你不吃大蒜，他说你是看不起他；还有他说单位同事见面不跟他打招呼是故意的等等，那么除了吃药以外，他们还需要自救改变自己。
抑郁症通常不会无缘无故出现，它往往是对逆境的一种反应，其中80%的病例都是在经历了重大人生变故后发作的。
念高中时，我经历了一段艰难时期。跟那时的许多同龄人一样，我觉得自己存在根本性的缺陷，并且有一种强烈的孤独感。我不再期待有什么东西能够带来希望，我总是赖在床上，我自残，我甚至还写了一封遗书。
那是一段糟糕的日子，我不希望任何人有此遭遇。但是，这些自毁行为或许以一种意想不到的给我带来了好处。我最终说出了自己的境况，外界开始介入，我的生活渐渐走上了正轨。我住进了医院，这吓到了我，让我不再想沉溺于过去的痛苦经历。我重新开始吃药，为了留在学校，积极配合治疗。
高成本信号：根据行为的议价模型，对一个人所处的社会网络来说，是一种成本高昂、因而显得真诚的信号，这跟雄孔雀开屏是一个性质。
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每6个美国人中就有1个会遭遇一次重性抑郁障碍。“障碍”这个词概括了我们大多数人是如何看待抑郁症的。它是一种故障，是系统出现的缺陷，是需要修补和抛在身后的东西。
然而一些心理学家认为，抑郁症根本不是什么功能障碍，而是一种旨在实现某些特定好处的进化机制。毫无疑问，不管是在高中时期，还是在以后的日子里，我都想过抑郁症是否给自己带来过好处。如果这些心理学家是对的，那意味着，我们对抑郁症的看法也需要一次“介入”。
关于抑郁症的进化功能，这方面的理论有很多，当前最流行的观点之一是“分析性思维反刍假说”。麦克马斯特大学的进化心理学家保罗·安德鲁斯（Paul Andrews）和弗吉尼亚大学学生健康服务中心的精神病学家J·安德森·汤姆森（J. Anderson Thomson）曾在2009年的一篇长文中，对这一假说做了最为详尽的阐述。安德鲁斯指出，抑郁症的生理症状和心理症状似乎构成了一个有组织的体系。抑郁症会导致：缺乏，即对大多数活动失去或兴趣；沉思时间增加，深陷个人痛苦根源无法自拔；某些类型的分析能力得到增强；以及大脑用于巩固记忆的快速眼动睡眠时间出现延长。
在安德鲁斯看来，这些症状是有违进化设计的非随机组合。毕竟，为什么一种障碍会产生如此同步的一组反应呢？他认为，这种设计的功能是让我们超脱正常的生活追求，把注意力集中在理解或解决抑郁的根源上——比如说，一段失败的感情。如果你生活中的某样东西出现故障，你需要去承受，并加以修复。按照这种观点来看，伴随抑郁症而来的混乱和极端思绪，尽管会让你感到一切都没有价值并夸大自己所处的糟糕境况，但却是击破日常幻梦、使你专注于自身问题所必需的。在一项针对61名抑郁症患者的研究中，80%的人称，沉思时间增加至少给他们带来了一个好处，包括自知之明、解决问题以及预防未来犯错。
范德堡大学心理学教授斯蒂文·霍伦（Steven Hollon）说，“大多数抑郁症都是自己停止的，也就是所谓的自行缓解。对于这个过程，安德鲁斯或许提供了一种解释。”此外，“认知行为和解决问题的疗法之所以能够起作用，可能正是因为它们触发并加速了这个原本需要在几个月时间里发生的过程，使其缩短到几周。”
甚至连行为也可能是一项经过设计的功能。少数研究者认为，我们可能已经进化出在特定条件下的倾向。州立大学人类学家爱德华·哈根（Edward Hagen）是这个假说最积极的支持者之一，他和同事们正在为两个行为模型寻找证据，这两个模型都将视为一种策略性行为。
第一个模型被称为“整体适应度”，它以“自私的基因”这一概念为基础——所谓“自私的基因”是指，在自然选择中，繁殖的最基本单位是基因而非生物个体。你的基因并不关心你能不能成功繁殖，只要它们能繁殖就够了；而且它们存在于很多人身上，并非只有你一个人。所以，基因可能会诱导作为宿主的你做出自我牺牲，只要此举能为你的家族成员带来足够多的好处，因为他们是跟你共享许多相同基因的。因此，人类不仅寻求最大限度地提升自己的适应度，而且还包括家族整体的适应度。就比如，大多数父母会毫不犹豫地冲到公交车前去救自己的孩子；一些针对想法的研究也发现，不想成为负担是受访者经常说到的一个理由。
行为的第二个策略模型是“议价模型”，它建立在“高成本信号”这个概念的基础上。高成本信号的一个典型实例，就是雄孔雀开屏。拖着一扇引人注目的大尾巴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它不仅耗费能量，而且容易引来捕食者。但是，一只雄孔雀的适应度越高，它拥有大尾巴的成本就越低。这样，大尾巴就在进化过程中变成了雄孔雀向雌孔雀展示遗传适应度的标志。并不是因为具有吸引力，才成本高昂，恰恰相反，是因为成本高昂，才显得有吸引力。除了传递适应度信息之外，高成本信号还可以传递需求信息。不妨想一想雏鸟。如果母鸟就在旁边，它们是不需要叽喳求食的。而且，鸣叫会引来捕食者，使得这一行为具有高昂的成本。不过，一只雏鸟越是饥饿、越是体弱多病，它因鸣叫而被捕食者吃掉所造成的损失就越少，而它因鸣叫而被母鸟喂食所得的好处就越多。所以，大声鸣叫是更需要获得食物而发出的真诚信号，母鸟会对它做出回应。长久以来，人类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一直把企图视为寻求帮助的呼救行为，但他们认为这是病态形式的呼救，没有经过周全的成本效益分析。在整体适应度模型中，的目标是死亡，而议价模型中，这个目标是寻求帮助。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绝大多数企图都未致命。
举例来说，议价模型预测，作为行为的主要风险因素，抑郁症之所以能经常被用作议价工具，前提条件是，其他人会做出包容性的回应。在一项1997年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刚流产的女性在跟母亲或朋友发生争吵后，会出现更严重的抑郁和焦虑，但前提是，她们也认为母亲或好友非常关心自己。如果身边的人根本不在乎你，以抑郁回应社交，这种办法是无法奏效的。通过把基因和亲缘关系的存续置于风险之下，抑郁症可以成为一种议价筹码。
此外，议价模型或许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女性患抑郁症的机率是男性的两倍。在201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哈根与赫尔辛基大学心理学家汤姆·罗森斯特罗姆（Tom Rosenström）分析了4,192例美国成年人的数据。他们提出了一项假说：由于男性的体能强于女性，所以他们更有可能在社交中使用愤怒作为议价策略，而女性则更有可能依靠抑郁。数据显示，上肢力量更强的人患抑郁症的机率更低。更重要的是，在研究人员去掉体能这个变量后，男性和女性患抑郁症的机率就趋同了。哈根还从高成本信号的角度，对产后抑郁症进行了描述：母亲对自身或婴儿的健康失去兴趣，或许可以将其视为一种手段，借此向不够给力的伴侣或身边人群寻求帮助。对那些无法争取到足够支持的人来说，抑郁症似乎有意或无意地被用作了一件工具。
那么，基于这些关于抑郁症的进化模型，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根据我的理论提出建议，我是有点犹豫的。”哈根说，“因为这相当于认可了我的理论，因而随时可以把这些知识带出实验室，应用于临床治疗了。但我不认为我们已经走到那一步了。”他还指出，即便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前景仍然暗淡，因为找到解决方案并不容易。治疗抑郁症可能需要解决你与家人之间的严重，而这里面并没有好坏对错之分。就治疗而言，临床医生或许会把患者的家人请过来一起解决问题，但很多人已经在那样做了——“所以，在实践中，我说的很多东西都不算激进。”哈根说。
然而，这些理论的确让我们能够以新的眼光，去看待自己对抑郁症的传统反应。如果抑郁症是一种我们在有意或无意中被设定好去执行的策略性反应，那么通过抗抑郁药物去抑制其症状，这么做还有意义吗？哈根把抗抑郁药物比作止痛药，他说，如果脚踝骨折，医生只用止痛药而不用石膏，这是不道德的。我们需要解决问题的根源。作为精神病学的诊断手册，《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已将重大生活变故（包括失去亲人）从重性抑郁障碍的诊断标准中删除，对此，哈根颇感遗憾。此举是为了让抑郁症的诊断变得更加客观、科学，也是为了鼓励专业人士把注意力放在可观察的症状而非成因上。
但对于往往存在明确前因的抑郁症来说，对因果关系的漠视导致患者的许多正常反应被归为“反应障碍”——而这直接源于把抑郁症视为一种身体故障，而非我们进化出来的一种策略性反应。医生开出的抗抑郁药物或许能改善患者的情绪，但同时也阻碍了患者去解决问题的根源，不利于患者在长期内进一步改善自己的情绪。抑郁症通常不会无缘无故出现，它往往是对逆境的一种反应，其中80%的病例都是在经历了重大人生变故后发作的。举例来说，如果一位女性经历了至亲去世，那么她下个月患上抑郁症的可能性会增加20倍。
此外，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即便抑郁症在漫长的岁月中进化成了一种有用的工具，那并不意味着它在今天还有用。我们进化出了对糖分和脂肪的渴求，但这种适应性已经与热量充足的现代生活环境格格不入，从而导致了肥胖症的流行。如今，抑郁症或许也已经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反应。哈根认为，在人类进化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与亲属住在一起，他们随时会干预我们的生活，所以，借助抑郁症这种工具，或许很快就会解决问题。而如今，我们独自生活，从一个城市迁徙到另一个城市，周围的人并不怎么关心我们的繁殖适应度。这种情况下，抑郁症的信号就可能遭到忽视，然后恶化，导致持续性的严重功能障碍。当然，还有一些抑郁症病例是无法通过进化功能的角度去解释的。布朗大学精神病学家彼得·克莱默（Peter Kramer）指出，至少有一些抑郁症病例是由遗传缺陷或是消极思维模式引起的。包括哈根在内的大多数研究人员都认为，抑郁症并非一种由单一成因引起的疾病。
即便抑郁症和行为在如今仍有一定作用，也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是为此进化出来的。精神病学家、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进化与医学中心主任伦道夫·内瑟（Randolph Nesse）在论及议价模型时，提出了这种可能性。“为了控制他人，有些人的确会以相威胁，正如他们会以相威胁，或是威胁要揭露秘密一样。”他说，“但我认为，这些并不是由自然选择所塑造的特定适应性，只是人们试图影响他人的诸多之一。”
而对于行为的整体适应度模型，内瑟更加不认同：“动物中也有很多为亲属牺牲自我的例子，但我觉得，并不属于这种情况。为什么不直接跑开呢？”
显然，抑郁症的进化模型并未得到整个精神病学界的认可。据精神病学家汤姆森说，“精神病学专业仍然把抑郁症纯粹视为一种疾病。”医疗保险的限制让很多精神科医生放弃了谈话式疗法，转向更有效的药物治疗。所以，“抑郁症唯一的疾病模型得到了大量政策上以及科研方面的支持。”汤姆森说，“我经常对同事们说，你们对抑郁症患者开出的药物本来是没有必要的。”
如果汤姆森、哈根等人是对的——抑郁症其实是一种进化策略——那么，我们的治疗策略将需要调整。哈根认为，抑郁症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不是医学问题。在2002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安德鲁斯与一名同事阐述了“社会导航假说”，该假说认为，与其开处方药，“不如在保护性的监管之下，让抑郁症发挥其对社交网络令人痛苦、但却具有潜在适应性的魔力，这或许才是最好的选择。”此外，对患者的境遇和病因给予更多关注，也是有必要的。
对于抑郁症这种不稳定的病症，用不带个人色彩的进化观点去思考，对任何人来说，都很难做到，尤其是对那些曾经被抑郁症压倒的人来说，更是如此。我有时会感叹，如果没有患上抑郁症（现在病情已得到控制），我也许会更加乐观勤奋。但即便到了今天，我也承认，抑郁症或许也给我带来了好处。它让我对人生的目的这种更深层次的问题陷入了沉思，尽管——或者说，恰恰是因为——它让我质疑一切事物的价值，包括抑郁症本身。
翻译：何无鱼
造就：剧院式的线下演讲平台，发现创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