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邀请！当一个人出现了上述这种处境，要么是真理和正义的化身；要么就是极度自私狭隘，触犯众怒而遭遇万人指点和唾弃！第一种情况是坚持了自己的观点，不指鹿为马，不为利益所惑，当然会在某些领域触动众人利益而遭遇和指责，而真理往往就撑握在少数人手里。第二种处境正好相反，为了自身利益而放弃所有原则性，唯唯诺诺，连做人的最基本尊严都可以不要。遭遇万人指点和怒骂也是活该！
总有人叫我们养生，却没人告诉我们这一点
差异（variation）是一直困扰医学科学的问题。
19世纪，实验医学的鼻祖之一，法国生理学家Claude Bernard认为个体差异是医学判断的障碍。他写道，如果我们能说明，异常不过是相对于正常量上的偏离，那么任何人，无论他/她和别人有多不同，我们都能掌握治疗他们的关键。毕竟，如果病态是常态的偏离，那么治疗的目标以及治疗的可能性就显而易见了：使患病的个体、器官、细胞或者系统回归正常状态。
至今，这一理念仍然对很多生物医学研究起着指导性作用，研究的常规做法是扰乱有机体、细胞、基因网络等的运转，来确定这些系统如何“正常”工作。研究者通过扰乱、破坏来确立标准，发展新型疗法。
当我们在谈论生理正常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
如果像哲学家Sara Moghaddam-Taaheri在2011年所述的那样，我们不把反常看作是“被破坏的正常”(broken normal)，而从性质上看作是一种不同的状态，那么类似的干预治疗如何能让病人重获健康，就会变得令人费解。
虽然医学研究者可能会忽视这种精妙的观点，但医学哲学家们一直以来研机析理，力图定义何谓“正常”。有这么一项思想实验，想想那些不被我们看作是病态的差异特征：例如绿眼睛、色盲、大高个、小矮个、过目不忘的能力、味觉敏锐者。这与那些只在某些环境中会成为问题的特征形成对比，例如缺乏修复紫外线损伤的能力；也和那些在某些文化或某一历史时期遭受歧视的差异特质形成对比，例如白化病、幻听症；还有那些极端的、使人丧失全部行动能力的差异特征，如家族性黑蒙性白痴。（译者注：一种遗传性疾病，由常染色体隐性基因遗传，临床特征为智力缺陷、失明、瘫痪）
不过，即使如此，生活还是能继续。比如说，有的人患有脑积水（脑室内积液过多，导致头骨增大，通常会造成严重脑损伤的一种状况），但是他智商很高，也过着“正常的”社会生活。这样看来，“正常”的概念太过宽泛，那么它如何成为一个科学概念？它究竟是什么？我们真的掌握其含义吗？什么情况下可以说一个人是正常的？
“正常”的一百种定义……
捷克哲学家Jiří Vácha在1978年将常态的多种含义进行分类，对理解这一概念有所帮助。常态可以指在总体中最为常见，频繁出现（frequent），如在地中海国家有着棕色的眼睛，在北欧国家有蓝色的眼睛。也可以指数学意义上的平均（average），比如说人口的平均体重或身高，通常用我们都很熟悉的钟形曲线来表示；或者指典型（typical），可以代表一个群体、一群人，或者说一般形式。有时候常态意味着完备（adequate），无缺陷、无缺点、无失调；有时候的意思是最优状态（optimal）——身体健康、思维敏捷；或者也可能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理想状态（ideal），如拥有完美的美貌或完美身形。最后一种含义就是我们天天把这个词挂在嘴边用的，常常游移在以上这些不同意涵和比喻之中，或表达正统的、标准的，或者是一种期望状态或良好状态。
无论用哪种说法，“正常”的具体含义都承载着重大的后果，特别是将其捧上特权地位时。任何存在偏离的状态，比如眼睛不是绿色的，可以听见别人听不到的声音，患有脑积水，都蕴含某种异常（）的意思：罕见的、稀有的、非典型的、有潜在缺陷的、不达标的、有问题的，并且需要使之回归常态。但是，要是把这些差异特征病理化，就显得很奇怪，甚至可能会引起争议，特别是如果它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功能。
几百年来，这一基本的洞见使得医学中“正常”这个词变得含混起来。19世纪，Bernard将疾病定义为常态的偏离，同时期，比利时数学家凯特勒(Adolphe Quetelet)将统计学应用于人体研究，试图在不同个体差异之间寻找“类型”。因为统计工具适于研究各种差异，似乎平均可以解释一切：身高、体重、血压、心率、出生率、死亡率等等都可以用漂亮的、平滑的钟形曲线来呈现。
凯特勒认为，平均值不为人力左右，它不仅是事物本质的描述，而且是一种理想状态，是事物应该呈现的样子。其实，现在颇有争议的健康指标——体质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最初的名字是“凯特勒指数”。
凯特勒认为这些类型定义了“平均人”（average man），即自然所追求实现的理想人类，正好落在概率论所说的高斯分布（normal distribution编辑注：又名正态分布，以德国数学家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的姓冠名，其为自然科学与行为科学中的定量现象的一个方便模型）的中心。虽然这种人不一定在自然界存在，但这一数字被当做判断偏离是不是非正常、有缺陷的真正标准。“个体与误差同义，而平均人才代表着真正的人类”。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将常态推向神坛的做法，Quetele和Bernard的观点发挥了重要作用。
“正常”与环境
20世纪哲学家康吉莱姆（Georges Canguilhem）的观点更加前卫：19世纪科学家在追寻“正常”这一概念时，忽视了进化生物学有关有机体变异性的观点。康吉莱姆在《正常与病态》一书中阐述了达尔文的观点：有机体建立并保持一种规律，即运转和行为的模式，来应对不断变化的生存需求。康吉莱姆用“规范”（norm）这一术语来表示不同的调节过程，从内部激素调节到饮食模式变化，这一讲法提醒我们，无论个体看似多么的罕见和反常，只要他的行为能够确保自己在特定环境下生存，他仍然可以被视作正常。
简而言之，正常与环境息息相关。对于某一个体来说的正常，可能对于他人来说难以忍受，而这一个体在某一环境下是正常的，换个环境又另当别论。举个例子，每个人的乳糖代谢功能具有先天差异，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后天差异，比如说耐力运动员的心脏更大，安静心率更快。这些例子能够说明，何谓正常，因人而异，所以差异本身的存在，甚至是异常状况的出现，都不足以理解为病态。
环境相对性随处可见。患有高血压的人虽无临床症状，但随着海拔升高，会出现胸痛、恶心、气短；也有对紫外线损伤的修复力存在的差异，有的肌肤只是受到轻微损伤，有的却患上致命的皮肤肿瘤或癌症；再例如阅读障碍，在认为阅读是必需的文化实践的社会中，阅读障碍才成为问题。甚至环境也不能用正常或异常来定义，而是说，个体与环境的关系决定了正常与异常的界限。
常态并非一个确定的概念，也不具有普适性。不过康吉莱姆认为，这并不该阻碍我们从生物学视角来探讨健康与病态现象。而是说，我们必须从他们本身特定的生理、行为、结构规律，他们自身的因果链，以及他们独特的生物标准，来讨论健康和疾病。
最后，康吉莱姆提出要区分所谓的“推进性”和“排斥性”规范。推进性规范允许微变，灵活适应变化的需求；允许个体战胜挑战。推进性免疫反应可以产生抗体，抵抗细菌和毒素入侵。排斥性规范避免变化，限制个体活动；因其脆弱性，所需环境也十分受限。对抗外部侵袭的排斥性免疫反应包括炎症，甚至引起过敏反映。
康吉莱姆的归纳法与19世纪医学研究迥然不同，也和“正常”概念本身大相径庭，那时“正常”被定义为一种确定的特质，这一观念如今仍普遍存在。而康吉莱姆的方法并非从严格定义的“正常”概念开始（其往往联系着反常），而是从生理学出发，再为所观察到的现象寻找可以解释它的理论。
现今，这一研究思路被医学哲学家称为自然（naturalisation）。稳健性（存在扰动时仍维持系统运转），可塑性（能够在不同功能水平间切换），体内平衡（平衡衰老的影响），脆弱性（增强对变化的敏感度），这些概念有助澄清问题。以上这些及其他系统生物学相关术语，而不是“正常”的概念，才把握了理解疾病与健康的关键。
世界上的物种永远处于变迁之中，生物有机体与环境必须相互协调，系统生物学（编辑注：系统生物学试图整合不同层次信息以理解生物系统如何行使功能。通过研究某生物系统各不同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期望最终能够建立整个系统的可理解模型。）的方法也更符合这样一个相对的世界。只有将生命系统置于特定的内外环境之下，才能说它稳健、平衡或是脆弱。如果不给出特定的生物变量和环境参数，便不能评价免疫系统、基因网络乃至有机体整体是否稳健。生命系统是具有个体独特性的，并且与环境密不可分。这使我们必须发问：对于谁来说是健康的？相对于怎样的内部或外部环境来说是健康的？
健康抑或疾病，都是正常？
这些概念对于理解健康与治疗疾病至关重要。这一方法意味着健康与疾病都是正常的，反映着不同的规律和生存，有助于将疾病去污名化。疾病不是非自然的，也不意味着规范的缺失，而是说遵循不同的规范。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对疾病听之任之，我们只是不必认为患病之苦益处良多或能够培养品格，也不必将心理疾患当成通往启蒙之路。而是说，如自然化所言，健康和疾病都是正常的，但是二者并不因此完全相同、无法区分。
通过自然化的透镜来看我们的机体，也带来了健康的新观念。虽然康吉莱姆的哲学观点指出什么是健康由个体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健康完全是主观选择，或是个人拥有全部的权力，比如说我偏好甲，你偏好乙，那甲对我来说就是健康的。而是说，健康是个体化的概念，因为健康取决于我们特殊的生活史与行为，如何与我们的身体与心灵互动。因此，医学的发展应朝着这个方向，从每个人自己的身体、环境、生活出发，来确定他/她个人的客观偏好。
总而言之，医学不是要使人恢复到先前的常态，这种常态可能根本不存在，因为疾病，以及时间本身都在不停改变着生命系统。医学也不是让个体遵循医学权威和医学指南，所制定的普适标准和通用疗法，因为对于某一个体或者系统来说，健康可能对另一个人并不如此。
与此不同，新型的个性化医疗应该与个体相结合，来寻找一种新的功能发挥的，针对特殊个体及他所处的环境。很多情况下，最有效的干预不是改变患病者本身，而是改变环境。
人们担心医疗机构正在将常态病理化，强制治疗反映的是一种社会或政治价值观，而非实际的疾病。在当前的背景下，这一崭新的视角极富批判性。无论我们在谈论校园滥用还是变化多端的饮食建议，我们最需要的是这样一种医学哲学：它以患者为中心，并与个人生活史和生活环境相适应。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译者：陈玉佩
美编：黄山
大部分假装抑郁症的人都装不像的，因为他们没有体验过真正的抑郁症，也没有去了解过抑郁症相关的知识。
我见过一个人和我说他有抑郁症，我听完以后，告诉他很可能不是，他生气了，一拍桌子，我说有就是有！我就是抑郁症！我告诉他，抑郁症患者很大程度上是很难表现出愤怒的情绪的，他们更多是绝望、虚弱、无力，对他人的误解毫无招架之力，只能默默地在心里屠戮自己。像他这样还能向外发散怒气的，绝对不算严重的抑郁症。他听完，怒气冲冲地走了。
我还见过有个人，她从来不低落，不沮丧，在朋友面前永远温柔地、云淡风轻地笑着，对任何人都一样友好、包容，直到有一天，我知道她出事了，原因是抑郁症。我一点儿也不感到意外，因为真正的抑郁症患者，就是这样，不敢把自己的病情说出口，只愿意在外人面前展现自己开心快乐的一面，每一次外出交际都要攒起十足的力量，强撑出一副笑脸对人，然后回到家再卸下伪装，精疲力尽。
我认为，连我都能在交往过程中察觉到的事情，医院的专业测试没理由测不出来的。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姥姥九十多岁了，就是老小孩了，就多哄哄她好了，让她开心。
姥还能自己行走，就很难得了，我妈刚过世二十七天了，享年九十一岁，痴呆了八年，拉屎十有不会说了，还卧床了四年。可是，妈妈去世了，我们难过的恨不得也随她而去了，想到还有九十一岁的父亲，就把对妈妈的爱全部回报给老父亲吧！
我的老父亲也是很偏心，向着儿子，孙子。经常说闺女们如何他，如何不管他，无事生非，但是，我们生一会气，就不和他计较了！风中之烛，父亲走路都要扶墙了，一会也离不开拐杖了，自当他在和闺女们撒娇吧！
妈妈在世时，虽然痴呆了，但妈妈不会胡说，气着人，喂她什么，她都说好吃，好吃！非常好伺候，比起父亲的偏执，要省心许多倍了！可妈妈不在了，我们那么愧疚难过，又怎么会不理睬九十多岁的老父亲！只有忍受了，九十多岁了，相当于一岁的婴幼儿，我们也曾经吵闹，哭嚎过，不都是父母耐心地养育我们么？如果父母不拉扯，细心呵护，我们怎么会长大？你养我小，我养你老！父母老了，就是幼小的孩子，只有更用心地照顾了，才是儿女的本分！祝福天下父母长命百岁！
有心理学家研究表示：选靠窗户座位的人更自私。但有书君第一个表示不服，原因有三：
一、相对于靠走廊座位来说，靠窗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靠窗的位置可以看风景，也少了一些打扰，可以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享受一丝安宁。天大地大，放飞自我，旅行路上也可以思考人生的意义。
靠走廊的位置则方便出入，想去洗手间或者找前后的乘客聊天都是比较方便的，拿飞机餐的时候都快人一步呢。
靠窗和靠走廊的座位本来就是相对而言的，所以坐里面的人要上厕所总得对其他人说一声“借过”，坐外面的人可能就看不到窗外的蓝天白云了。
所以靠窗或靠走廊的位置各有千秋，并不能一概说孰好孰坏。
二、对于公交来说，往里坐反而是一种礼仪
这个实验据说是在飞机上做的，这种情况在公交车或者出租车是否适用呢？
出租车人人靠窗不好说，在公交车上就大变样了。
毕竟上车往后走，把前面的位置（前面的位置大多靠窗，而且空间大）让给老人妇女是常识。
来到后面的双排座位，要选择靠窗的位置真需要一番心理斗争。
公交座位之间的间隙很小，路况差的时候总免不了磕磕碰碰，特别是坐长途的时候晕车就更难受了。
只是有人为了其他乘客着想，还是自愿坐在里面小小的座位上，只为了把靠走廊的位置让给更有需要的人。
三、坐哪个位置只是个人喜好，与是否自私没有必然关系
设想一下，有一个人上车后发现大家都把靠窗的位置留给了自己，这时候他会觉得其他人很大方、很无私吗？
很难说。因为他可能身高一米八，大长腿，只喜欢坐靠走廊的位置。
你看，我们坐的位置尚且不能完全反映个人喜好，又怎么可能由此得出某某人自私与否呢？
所以自私与否是相对的，只要没有影响到其他人，坐哪里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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