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在孩子8个月的时候建议做小儿行为侧听检查，是因为这个时候检查的效果相对准确。指导意见孩子可能是单侧耳聋。单侧耳聋不影响孩子学习语言。目前国际上关于单侧耳聋的治疗方法较多，如植入人工耳蜗、或者植入B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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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终生的症状，高额的干预费用，短期看不到进步……每一项，都可以压倒一个自闭症家庭。但其实，放眼望去，8500多万残障人士，不管身患何种障碍，他的家庭，他的父母，同样在历经着迷茫、痛苦、失意、无助，但同样坚强、勇敢地起身迎战。在命运的洪流之上，每一个奋起反抗的人都是彼此的同盟军，他们的故事也在书写着与我们相似的人生。今天，我们就把视角转入一个听力障碍的家庭，听一位重度耳聋患者讲述，她的父母在20世纪90年代，是如何突破一个个障碍为她装上人工耳蜗，并培养她成为一名医生——世界上最喧哗的爱文｜曾畹莹1当我闭上眼睛这个世界便只剩下我自己“你是哪里人？”每次我开口说话，就有陌生人好奇地问道。这个问题让我难以启齿。我调慢自己讲话的速度说：“我是来自日本的。”他们恍然大悟，然后又补充说：“汉语讲得很好啊！只是觉得你口音不太像是本地人而已。”类似这样的对话不知重复了多少回，虽然我早已习惯，但心中总是有一丝无奈感。事实上，我是在“留学”的人。这天下午，我坐校车到达医院，跟着同学来到耳鼻喉科室。诊室里，男女老幼的患者进进出出，我穿上白大褂，站在医生旁边，看他们与患者们交流，基本以视触诊为主。我开始心神恍惚——这场景让我想起21年前，在妈妈怀里极配合医生检查的我。医生的头上戴着圆形的反面镜，他靠近我的脸，发现光线不好，把侧面的黄色灯光靠近我，光线刺眼，我缩身眯起眼睛。灯光聚焦到我耳朵上，医生将他头上的反面镜调整到最佳 角度，从我的耳轮到耳洞，一一检查。上世纪90年代，的大医院都很少有听力检查的设备，如脑干诱发电位等。更何况县城的小医院，医生只能用最简单的来测试我的听力。检查了一段时间后，医生挠着头喃喃自语，我看见爸爸妈妈一脸绝望。同学们进入门诊室，我回过神，意识到小组见习的交换时间到了。我接着来到听力室，发现听力室对面，门口写着“人工耳蜗调机室”， 我又开始恍惚，这种环境实在是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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