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心理学理论建树方面，弗洛伊德和荣格这两位巨擘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知识财富。由于两人有师徒之谊（可以说如果没有弗洛伊德这个伯乐，荣格这匹千里马是不会那么早就被发现的），所以二人在心理学理论体系方面有很多的相似点，但是，毕竟二人各自又有着自成一派的理论体系，荣格曾经以极大的兴趣投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运动，又怀着惋惜的心情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考试界中走出来，构建了分析心理学体系，所以笔者认为二人在心理学体系方面的差异是更为突出的。
首先，荣格同弗洛伊德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友谊、和最后决裂的过程。二人之间的矛盾固然同他们各自的个性有关（荣格独立性很强），但关键还在于各自理论的根本分歧，其二人的决裂就是从对里比多本质的解释不同开始的。
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的驱力一律来自与压抑的有关的里比多。里比多不但是精神病的生理成因，也是人类心理意识的唯一动因。性冲动决定并且影响人格，甚至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荣格首先断然抛弃了弗洛伊德理论中的这一泛性论的里比多概念，而把它命名为个体的普遍生命能量，不仅仅是的，还是一种创造性的生命能量，既表现于生长和生殖，也表现于其他活动，是一种能用于延续个人心理生长的创造性生命力，从而在根本上区别了他和弗洛伊德各自理论所赖以存在及发展的基础。按照荣格的理论，在生命初期，里比多能量主要被用于诸如饮食、排泄与的需要上，但随着人们对这些需要获得满足，或者当它们变得不太重要时，里比多能量就被用于满足更加重要、更加高尚的需要。因此，对于荣格来说，里比多是隐藏在精神后面的内驱力，实际上包括了弗洛伊德的里比多。显然，荣格的里比多概念由于具有普遍的现实性，更容易被接受。
其次，在对人的意识水平的层次分析方面，荣格与弗洛伊德也不尽相同。弗洛伊德把人的心理生活分为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三个层次，但他十分重视的是潜意识，认为它是人类精神生活中最基本、最普遍和最活跃有力的因素，是人类行为背后的内驱力。他还认为无意识作为意识的对抗物，由被遗忘的童年时代印象、与生俱来的本能及现代人和人类祖先相联系的回忆构成，不但具有个人的，还具有后天所发展起来的特性。荣格不满足这种解释，他把无意识区分为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他说：“无疑，位于表层的无意识或多或少具有个人的特性，我称之为‘个人无意识’。不过，它有赖于更深的层次，是由先天所获得的而并非来自个人后天的经验。这更深一层的无意识我称之为集体无意识。使用‘集体’一词，是由于这部分意识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与个性心理相反，它具有一切地方和所有人都共有的几乎相同的内容和行为。” 即荣格认为无意识的最重要部分不是来自个体的个人经历，而是源于全人类遥远的过去——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是荣格最大胆、最神秘、引起争议最多的概念，也是他理论的核心。许多人都认为此概念是对精神分析理论的彻底革命。它是自远古以来祖先经验的储存，是对历史事件的记录。由于集体无意识来自人类心灵中所包含的共同的精神遗传，所以每个人所拥有的内容都是相似的。进而荣格把集体无意识的内容用原型来表述，有时称之为“种族记忆”或“初级意象”或“原始意象”，它是人类原始经验的集结，是那些记录在脑中的祖先经验，它就像命运一样伴随着我们每一个人，其影响可以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被感受到，进而原型就成了荣格分析心理学理论的核心内容。同时，荣格还认为集体无意识就是所有一切原型的储藏所。原型是人类世代相传的典型心理体验，诸如生、死、男人、女人、母亲、英雄、上帝、魔鬼、智慧老人等等，是具有同样特征的心理物质的浓缩，是所有经验的不断反复的积淀。之所以称之为原始意象，是因为它表明人类心理结构的最初本原可以追溯到生命之始。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荣格精神模式的所有其它内涵都隶属于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代表人的本性的部分，就道德和理性而言处于中立地位，但它作为人类经历中的最深层次的集中和凝聚，是现代人精神的种系基础，是世世代代遗传下来的一种精神机制，而不像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荣格提出的集体无意识是自主的、独立的，然而又与意识和产生于原始时代普遍永恒的意象（即原型）互为补充。
其三，与无意识相联系的梦的理论也是荣格和弗洛伊德在梦的理论上的分歧点。弗洛伊德认为梦是伪装了的显现，是理解无意识的一把钥匙，任何梦（儿童的梦除外）都是被歪曲的，必须运用自由联想等一系列释梦法还原其本来面目。不同于弗洛伊德，荣格所特别强调的是做梦人所置身的环境和心态。他认为梦境所揭示的内容并不仅仅是愿望的满足，更不用说只是压抑的释放。因为梦“揭示一些置信不疑的真理，哲学见解，奇异的幻想、记忆、计划、预见、非理性的经验，甚至心灵感应之类的幻念。” 这显然更符合心理实际。另外，弗洛伊德认为梦是通往无意识的忠实道路，而荣格则认为情结是通往无意识的忠实道路。荣格认为，情结属于心灵的产物，无论是创伤性的经验，还是情感的困扰，抑或是道德等等都可产生情结，它主要来源于童年的心理创伤和道德与人性的。它还是一种心象和意念的结合，其中具有一个源自原型的核心，并具有某种特别的情绪基调。如俄狄普斯情结、自卑情结等。只要我们不能察觉与认识我们的情结，我们就会在不同的程度上受情结的控制与摆布。而一旦当我们认识与理解了情结的存在及其意义，情结也就失去了影响与控制我们的能量。尽管它们不会消失，但逐渐地会减少其消极的影响。
再次，从人格结构理论的对应关系及治疗实践方面来看，荣格精神模式中的人格面具和阴影可以分别被认为是弗洛伊德人格三部分结构中奉行“现实原则”的“自我”和寻求“快乐原则”的“本我”的变形（另一部分是体现“道德原则”充当“自我”监督者的“超我”）。但是，荣格显然赋予了人格面具和阴影比自我、本我更深邃的内涵。
在分析心理学中，人格面具按照一个人的种族、信仰、阶层、职业，以及其它一些条件因素投射于人的外在人格。荣格说：“人格面具……协调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决定一个人以什么面目在社会上露面。”倘若把一定的精神能量注入人格面具，一些人会相信，被投射的意象就是真正的自身。而且，这种意象便与实际存在的自身失去了任何关联。由此可见，人格面具同自我相对应，是一种适应社会和人的本能要求的生存机制，在人生舞台上，它为自我穿上外衣，戴上各种面具以扮演各种角色，调整个人同他人及社会的关系，实现个人目的。荣格明确指出，人格面具同自我的自居作用可导致人格的“扩张”。由于这种自居作用在实际上不可能与社会道德、习俗、其他人的意志相符合，一方面既可能使个人在生活和事业上获得成功；另一方面“扩张的结果也可能使人陷入同外界的矛盾或自我异化的痛苦中，进而转向自卑、孤独，有害于心理健康”。所以，就人生的最后目的——个性化或“自我实现”而言，人格面具只是精神的“外部显相”。
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的本我浑浑沌沌，是充满罪恶的地窖，代表全部本能；而荣格则认为存在于集体无意识中的阴影并非全是、泛性色彩的。如果说人格面具小心地向精神外部延伸，那么阴影就是我们所企图隐匿的个人性格特点的总和。这种隐匿不仅是对外部世界而言，而且特别意味着我们隐藏着的自我。阴影具有一定的操纵力量，能够投射到其他人身上，而自身却拒绝对阴影的行为承担任何责任。这时候，阴影便冲破意识域中人格的控制，干出被自身认为是的行为。阴影深深的潜伏于人格的消极面之中，并不为精神压抑所致，因而人们往往无法察觉。例如，一个皈依耶稣的人的一生或许毫无污点、无可非议。他总能替别人着想，可他在家里对妻子独断专行，却心安理得，毫无内疚。在工作上他对同事别有用心，甚至反复无偿，犹如暴君。他会竭力掩饰并为自己卑劣的恶性辩护，使之合情合理，而且毫不踌躇地对自己虚伪的自信深信不疑。在他看来，他的一切动机都是高尚的，根本拒绝承认他的阴影在极大的程度上影响并且决定了他在生活中的行为。具体说来，荣格使用“阴影”的概念多层含义：第一，它是每个人身上黑暗的一面，但所谓“黑暗”，就字面而言，并不是判断“是”与“非”、“善良”与“”的唯一标准，只不过是说，它是人精神中最为隐蔽、最深入、尚未暴露的部分，既能容纳好的也能容纳坏的心理内容。为了使阴影这个概念表述得更加明确，荣格特别把那些为意识所厌恶的，同公认的道德准则相对抗的成生动机的心理内容称为“魔鬼原型”；第二，荣格指出“只有三维物体，即立体的东西才会投射阴影，如果我们没有阴影，就不是完整的人。” 可见，一个个性充分发展的人，阴影的内容何等丰富；第三，人类祖先所遗传下来的动物本能，即非理性因素，既是破坏性的，又是创造性的、充满活力的，阴影中的动物性如果能受到人格面具力量适当的，或能同自我保持适度和谐，便可激发个人创造力，在身心两方面达到满足，人格主体会更加丰满，最终导致个性化。反之，阴影会与个性化相对抗，形成扭曲人格。显然，荣格关于阴影的概念比弗洛伊德的本我更能深刻阐明人的生存与社会环境的关系，更能显示精神和人格的复杂性，更能揭示出伟大人物的创造力，包括灵感、直觉之类潜在的超验现象的内在机制。
比较荣格同弗洛伊德人格理论的异同，还必须考察弗洛伊德的“超我”和荣格的“自身”概念。自身这个概念“并不仅仅取代人们通常认为的自我的地位，而是把自我包含在内的一个超常概念。” 即自身不同于多半是无意识的“自我”，它是荣格理论的核心之一，也是人格发展完善即个性化和自我实现的最终目标。而“超我”除了对自我与本能有强制、威胁作用外，本身并不以人格完善为目的。再者，“超我”的形成由先天遗传，是婴儿时期的延长以及延迟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父母的影响，而“自身”的显露则需要个人努力，取决于人格其它部分的充分发展，其驱力也不是性力里比多，而须依赖于内、外部的情势和作用。所以，荣格认为，只有人到中年，经历了生活的各种波折变化，精神愈加成熟，个性化程度愈强烈，自身原型才会更加鲜明的显现。同时，荣格还不止一次地承认“个体心理考试界”创始人阿德勒对他的人格理论的影响。他赞同阿德勒的观点——对优越感的追求是某些神经症的特征，是对自卑情绪的必然补偿，超越自卑才能实现人生的至善自尊。可见，尽管两人在某些观点上不尽一致，但就人格的最终目标而言，可以说是殊途同归。
另外，在心理治疗实践方面，不同于弗洛伊德，荣格强调与病人有关的现实环境和情势对病人产生的作用。荣格常常发现，病人生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里。他们把现实生活转变成一种他们可以接受的替代物，因而不能正视自己行为所造成的道德后果，虽然，这种结论的类比在若干方面是杜撰的。荣格喜欢重述法国作家阿尔玛斯•都德的小说《塔塔里在阿尔卑斯山上》中的主人公的故事。塔塔里相信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峰已被隧洞以及通道弄得千疮百孔，以减少登山的危险。他的勇气因这种虚幻的神经错乱而鼓动，大胆的登上了客格弗拉山的半山腰，却发现根本没有任何隧洞和通道而恐惧万分。荣格说，许多人在生命的不同阶段，突然发现他们依靠谎言而生存，因为他们没有勇气面对现实。荣格心理治疗法的第一步是使这样的病人正视他们依存的现实环境，甚至使他们明白其中的道德意义。心理治疗的第二步揭示了被荣格称之为治病病因的秘密。
在早期的心理治疗法过程中，荣格鼓励医生同病人进行合作。他总是挑选出多种藏书让病人阅读或指定一些女病人去做一些事。他用一种与弗洛伊德不同的去处理不可避免的移情过程。他认为，与病人合作能使这种移情有利于医生和病人共同发现病因。荣格把弗洛伊德所主张的积极移情和消极移情看成是不必要的人为行动，因为这种手段只会延长治疗，并不高明，无助于精神分析，反而会使之受到阻碍。不过，心理移情和逆向移情在许多情况下确有所作用，我们不应忽视。
最后，从哲学立场上来看，通过比较荣格和弗洛伊德各自的理论体系及实践，不难发现，作为精神病医师，从心理治疗入手，他们都进而转向对于上帝、人以及人类生存状况的具有哲学意义的反思。但不同于弗洛伊德，荣格力图在东西方哲学的交流中谋求融合。
美国西密执安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J.A舍伦伯格甚至将精神分析考试界的创始人西格蒙特·弗洛伊德作为20世纪社会心理学大师的第一人。但是，如果我们详细地审察当代社会心理学的内容就会发现，精神分析理论似乎缺少与当代社会心理学知识的更广泛的联系。在许多社会心理现象或社会行为的实质性解释上精神分析理论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当代社会心理学中，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行为主义、社会学习理论以及社会认知理论等各种理论学说对社会心理、社会行为的说明。那么，精神分析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心理学理论流派的根据是什么呢？查普林和克拉威可认为：“弗洛伊德对社会心理学的贡献是有限的”[1](P578)。那么，作为精神分析的整个考试界是否也缺少对社会心理学的贡献呢？或者说，精神分析理论是否也同其他心理学流派一样主要是属于心理学范畴而不属于社会心理学呢？
显然，简单地否定精神分析理论的社会心理学价值是要冒极大风险的。的确，精神分析一开始与社会心理学并没有什么联系，它甚至仅仅是一种精神病的治疗方法。但是这一考试界的创始人以及后来的代表人物并没有使这一理论仅仅停留在个性心理研究的层面上，而是从关注与人类心理活动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现象入手，使精神分析逐渐走上了社会心理学的道路，而且在长达几十年的精神分析运动中融及到了大量的社会心理学问题。可以说，在各种心理学理论流派中，精神分析是最具有社会心理学意义的心理学流派。至于为什么在当代社会心理学体系中，除了个体社会化理论及态度学说等少数的几个方面外，精神分析理论对社会心理学缺乏应有的影响，其主要原因有二：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随着社会心理学实验方法的确立，社会心理学的研究重心也随之发生了偏移，这种偏移使得精神分析社会心理学实验方法的确立，社会心理学的研究重心也随之发生了偏移，这种偏移使得精神分析社会心理学逐渐被排斥到了当代社会心理学知识的边缘。与当代完全尊奉实证主义原则的科学社会心理学相比，精神分析社会心理学显得极不合时宜。然而，我们马上就会看到当代社会心理学对包括精神分析在内的人文主义取向的排斥已经使社会心理学的道路越走越窄。第二，长期以来缺少对精神分析理论中社会心理学思想的概括。精神分析作为一个理论流派其内容丰富而庞杂，既有对一般心理动力的探索，也有对变态心理过程的研究，许多社会心理学论题就是与这些内容交织在一起的，当把它们从精神分析话语中“翻译”成现代社会心理学语言之前，人们往往会忽视它们的社会心理学价值。因此，在精神分析创立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重新发掘精神分析理论中的社会心理学论题，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这不仅可以系统地总结精神分析考试界对于社会心理学的历史贡献，更重要的是通过考察以精神分析理论为代表的人文主义取向的心理学所特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期获得关于当代社会心理学的方意义的启迪。
二、精神分析中的四大社会心理学论题
精神分析，就其内容来看是一个十分庞大而复杂的理论流派，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代表人物那里，理论观点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别，我们很难估计在所有精神分析理论中到底涉及到了多少社会心理学的具体问题，但是，我们把各精神分析理论家的学说中具有社会心理学本质意义的内容加以概括则发现，精神分析理论中至少包括以下四大社会心理学论题。
论题之一：社会文化现象的心理根源
对于社会文化现象的心理根源的研究是早期社会心理学的一个基本任务。如E.A.罗斯指出：“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是由人类结合而产生的心理面(psychic places)和心理流(psychic currents)。”托马斯则认为，社会心理学是一种研究社会文化现象的主观方面的普通科学[2](P1-2)。与这些社会心理学主张一样，精神分析理论也是从探索社会文化现象的心理根源而涉入社会心理学领域的。
1913年，弗洛伊德发表了他自《梦的释义》出版之后最为自信的一本著作——《图腾与禁忌》，这部著作的出版标志着精神分析开始了社会心理学的历程。在该书中弗洛伊德把俄狄浦斯情结扩展到了对于社会文化现象的解释上，他指出：“宗教、道德、社会和艺术的起源都系于俄狄浦斯情结上，这和精神分析的研究中认为相同的此情结构成了心理症的核心不谋而合。”[3](P192-193)弗洛伊德认为，原始人类对图腾的崇拜活动就是出现在我们今天儿童身上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情绪表现。因为他相信，在人类的幼年时代原始人曾生活在这样一种状态中：一个充满暴力和嫉妒的父亲将所有的女性都占为己有，并驱逐了他的那些已经长大了的儿子们，有一天，被驱逐的儿子们联合起来，杀死并吞食了自己的父亲。继而儿子们后悔了，罪恶感使他们制定了两条戒律，(1)祭奉象征父亲的某种图腾动物；(2)宣布放弃那些促成他们和父亲发生的女性。——这便是原始图腾崇拜以及外婚制的由来。总之，道德、宗教、艺术以及一切文明化的制度都是起源于某种心理动力——在这里就是俄狄浦斯情结，从这种心理动力中弗洛伊德得到了对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文化现象起源的说明。
弗洛伊德的这一思想在他的大（后来又与其分道扬镳）卡尔·荣格那里获得了另一种形式的表述——集体无意识说。所谓集体无意识指的是存在于个人无意识深处的更深广、更隐晦、年代也更久远的东西，“他不是源于个人获得物，而是源于遗传的一般心理功能的潜能，即源于遗传的大脑的结构，这就是神话联想——即那些不需要历史传统或移植就可能重新萌发于任何时代和国土上的动机和意象”[4](P588)。荣格相信，曾经被原始人所获得的集体无意识内容，经过世代相传已经积淀在人的天性之中了。同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在人类活动中具有先验的决定作用一样，荣格也认为，集体无意识是个体按照他的祖先当时面临的类似情境所表现的去行动的先在的决定因素。进而，集体无意识也就成了一切社会文化现象的决定因素。因为无论是科学发明还是艺术创作，虽然与个人的努力分不开，但最后都得凭借集体无意识中的“原型”或“原始意象”。例如，荣格认为，“能量与能量守恒观念一定是某种潜伏在集体无意识中的原始意象”[5](P68)。这种原始意象在最原始的时代就存在，并以多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对魔鬼的信仰、魔力、灵魂不死的观念等。
弗洛伊德和荣格的这些充满着神秘主义迷雾的学说，显然得不到科学研究的证明。但是作为一种对文化与社会现象的心理学解释却不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因为一切社会文化现象包括各种文明制度都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所以其中涵括着人类心理活动的轨迹也是必然的。并且，这种对社会文化现象的心理学说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功能主义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理论中我们看到，探索文化现象的心理根源已经成了文化研究的一条重要原则[6](P56)。
论题之二：心理现象的社会文化决定
把社会文化要素看成是人的心理生活的决定力量，是精神分析理论中社会文化考试界的基本观点。如果说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社会心理学主要表现在对社会文化现象的心理根源的探索上的话，那么，精神分析的社会文化考试界则把这个过程颠倒了过来，认为人的心理活动主要取决于特定的社会文化条件。因此，寻求心理活动的社会文化原因便成了社会文化考试界的自觉任务。而他们在这方面的一系列理论观点也就构成了精神分析中又一个最基本的社会心理学论题。
社会文化考试界的开创者阿德勒否定了弗洛伊德的生理本能或性本能学说，强调人的行为是由社会力量所决定的。他认为只有研究了一个人的社会关系和他对别人的态度我们才能了解他的人格。正是阿德勒的这一主张使精神分析理论开始了从注重本能和个体因素到注重社会群体因素的转向。沿着阿德勒开辟的道路，社会文化考试界的主将霍尼进一步将社会背景、文化因素以及人际关系对人的心理和人格发展的重要性提到了首位，使得社会文化因素对心理生活的决定作用成了精神分析理论的主旋律。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中霍尼指出，要了解神经症患者的人格，必须考虑他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模式。她认为，在现代西方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普遍存在着冷漠、对立、疏离和怀疑之感，这往往会使人体验到一种孤立无助的失意与惶惑，而生活在这样一个潜伏着敌意的世界里的人，难免从儿童时代起就会形成一种基本焦虑，并由此埋下了日后产生神经症的隐患。因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不能改变自私自利的状况，神经症的自私就会肆无忌惮地发展。概括起来看，霍尼所阐述的就是这样一个原则，即心理活动是特定文化与社会条件的反映，个人潜在的内心实际上是他所处的文化中的某些特定矛盾的反映。
与阿德勒和霍尼一脉相承，精神分析学者沙利文和弗洛姆也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社会文化因素对心理生活的决定作用，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精神分析的社会文化理论。沙利文认为，人们在相互交往中形成的人际关系是人类心理过程（包括变态过程）的主要参数。从这一观点出发，沙利文提出了一个极其独特但却深刻反映了他的社会文化观的思想，即精神病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即社会心理学”[7](P166)。这一让人感到奇特的思想的前提是：精神病既不是先天的也不是由身体的构造决定的，而是由患者的人际关系受损造成的，人际关系的损伤造成了患者的焦虑，并进而导致了其整个经验世界的。总之，精神障碍导源于不适宜的人际关系或社会关系。“精神病学所涉及的领域就是人际关系”[7](P167)。这种观点能否得到生物医学的承认暂且不论，但仅就沙利文对社会文化因素——人际关系——在心理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的强调来看，无疑是十分有价值的社会心理学思想。
同沙利文及其他社会文化考试界的学者们相比，弗洛姆则更加注重在宏观层面上考察社会文化因素对人的心理活动的影响，弗洛姆认为人是文化的产物，“人的本性，他的热情和焦虑，都是文化的产物”[7](P173)。人创造历史的过程就是历史创造人的过程，社会心理学的任务就是对人的创造过程加以理解和解释。弗洛姆在其社会性格和社会潜意识等理论中深刻地揭示了社会文化因素作用于精神世界的机制。如弗洛姆认为社会潜意识就是通过语言、逻辑和禁忌这三把“文化滤斗”而形成的：一个文化的共同语言中的语法和句法规则通过其蕴涵的精神来决定哪些经验能进入我们的意识之中，哪些则不能；一种文化范畴中的逻辑规律则决定着其成员认定什么是自然的或合理的，决定着人们的思想甚至思想内容；而社会文化中的禁忌则对社会性格和社会潜意识起着塑造作用，那些被认为是不合理或危险的思想、情感或态度就会被排除在意识之外。通过文化过滤器的作用，任何一个特定社会中的不合理之处，都必然导致该社会成员对自己许多感觉和意识经验的压抑，这就是社会潜意识形成的文化机制。
总之，我们从精神分析的社会文化考试界中看到了一种极具现代科学精神的社会心理学思想，即人类的一切心理活动，所有的思想情感，都是为特定的社会文化条件所决定的。
论题之三：群体心理问题
精神分析理论，特别是弗洛伊德的古典精神分析理论，常常被看成是一种个性心理学理论，这与精神分析学家的治疗对象是个体的患者不无关系。然而，精神分析决不仅仅是关于个体的心理学，包括弗洛伊德在内，精神分析学家们或多或少都涉及到了群体心理问题应是不争的事实。群体心理问题也是蕴涵于精神分析理论中的最基本的社会心理学论题。
在精神分析的范围内，首先对群体心理问题给予集中关注的当是弗洛伊德。为了实现精神分析理论从个体心理学向社会心理学的转变，弗洛伊德于1921年完成了他的《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一书。在该书中，弗洛伊德几乎完全接受了群体心理学的创始人G.勒朋关于群体心理的观点，认为群体之所以使人“着迷”，取决于这样三个因素：(1)从纯粹的人员数量上获得无敌感；(2)行为和感情的相互感染；(3)暗示感受性。除此之外，弗洛伊德还“试图用里比多的概念给群体心理学的研究带来一些启示”[8](P96)。他从精神分析特有的立场出发，强调联结群体的力量是那能把世界上一切事物联系起来的爱的本能。他认为暗示之所以能够影响人，是因为受暗示者具有与他人保持和谐的爱他人的倾向。换言之，只有体现这种爱的关系的里比多“才是构成群体心理本质的东西”[8](P98)。这就是弗洛伊德的群体心理观。可以看到，弗洛伊德是力图将群体心理的产生纳入他的精神分析的核心理论——里比多理论的框架之中。他的这种做法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批评，甚至认为他除了重复和肯定勒朋的观点之外，自己在群体心理方面并没有什么新的建树[9](P72)。对此，在这里我们不想多加评论，但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即弗洛伊德把群体心理研究看成是精神分析的份内之事，对群体心理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这在精神分析的体系内部无疑是极具社会心理学意义的“举措”。
弗洛伊德所研究的是属于动态的群体过程中的心理问题，这种群体被社会心理学或社会学称之为“群众”(crowd)，它属于群体的一种非常规形式——集体行为(collective behaviour)形式。弗洛伊德的研究集中地代表了精神分析理论对群体心理学中的集体行为问题的关注。除此之外，精神分析还从宏观的社会结构的层面上探讨了群体心理问题，或者说，该派理论家们还以诸如民族、部落等社会群体为对象进行了富有精神分析特色的群体心理研究。在这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弗罗姆的社会性格学说。弗罗姆认为，每个具体的人的性格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是个体性格，它体现的是同一社会群体中成员间的心理差异。二是社会性格，它是一社会阶级或文化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具有的重要的性格成分，“社会性格体现着一既定文化中的绝大多数人共同的性格结构的核心”[7](P174)。现代社会心理学认为“群体心理就是该群体全体代表在某种程度上特有的共同心理，也就是由共同的存在条件引起的对他们来说是典型的心理”[10](P185)。应该说弗罗姆的社会性格理论已经正确地揭示出了群体心理的本质，相对于行为主义的科学社会心理学对群体心理的否定而言，这是群体分析理论对社会心理学的重大贡献。而在文化人类学阵营中的精神分析学家那里，类似于弗罗姆的思想得到了更为准确和具体的表述。如拉尔夫·林顿的“基本人格类型”、卡丁纳的“基本人格结构”以及杜波依斯的“众数人格”等都是对类似于“社会性格”的群体心理问题的典型研究。当人们在感叹因缺少有效的方法而不能对诸如阶级、民族等这样的大型群体心理进行科学分析时[10](P179)，精神分析理论家们早已对此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甚至还使用了颇具科学意义的统计方法——“众数人格”正是通过人格资料的统计学处理而获得的一种属于民族、阶级等大型群体的人格概念。
相同点：1，都属于心理学流派中的精神分析学派，即心理动力理论，对人心理的认识都是从自身经历出发，其实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心理学的理论大多数都是个人经历的结果,。2，都属于经验派，不论是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荣格的集体无意识，以及阿德勒的超越自卑，都很难从科学的角度和标准去证明，之前看过关于潜意识存在的一篇文章，但是忘了具体的内容，因为写的也比较抽象，不容易懂，弗洛伊德提出来的潜意识虽然很难让我们看到，但是真的解释了很多内容，让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也提升到一个更准确的水平。3，精神分析虽然没有大量的数据和证据去证明自己，但是却可以帮我们解决内心的困惑，因为数据与我们没有心理的联结，我们接受他们以及用他们来说服自己，是比较困难的，更何况有的时候我们见到的数据是别人想让我们看到的，也就是说数据也会说谎。4，虽然没有人对这个进行讨论，但是我还是想说一下，荣格、阿德勒的心理学理论都是在对弗洛伊德心理理论的反思和反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一点是只要对精神分析有所了解的人都不能否认的一个前提。不同点：1，弗洛伊德的侧重点在于将心理动力建构在性上，这是他所处的时代的特点，有人认为他的理论有点儿泛性论，心理动力或者心理能量，都是需要一个途径与外界进行交互，他选择的是性，并衍生出很多内容，比如说对性驱力的升华，于是文艺、音乐等各种活动开始产生并发展，所以他的影响不仅仅是心理学，而是文化、生活甚至医学等多个方面。2，荣格虽然反对弗洛伊德动不动就提性驱力，但是他也提出了原型、面具、集体潜意识等概念，这些概念的解释也是建立在心理动力基础上，相比于弗洛伊德，荣格开始关注到群体的发展，而结合自己的发展过程，荣格提出了中年危机这个现象，认为人到中年会有一“劫”，我觉得这跟孔子的知天命类似。3，阿德勒依然反对总是拿性说事儿，所以他对弗洛伊德的理论进行了发展，提出了个体发展的另一层，人的发展是有动力的，但不应该都是生理上的动力，阿德勒关注的是人的社会性动力，即追求卓越，寻求社会地位和权力，他结合自己的经历，提出了超越自卑的概念，同时开始关注家庭子女数量以及出生顺序对人发展的影响。以上三人的理论都有自己的经历在里面，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心理学史。虽然理论各有不同，但是本质相同，都承认心理发展的动力性，只是关注点不同，这说明对心理学的认识越来越全面、完整。我个人经历的话，阿德勒的理论对我的影响更多。
荣格 : 瑞士精神病学家,分析心理学创始人。1895年入巴塞尔大学学习,1900年获医学博士学位。1902年在苏黎世大学再获医学博士学位。在著名精神病学家欧根布留伊勒指导下,任职于该大学的精神病研究所,后退职自己开业。弗洛伊德《梦的解析》一书出版后,他读了很感兴趣,1906年二人开始联系,1907年他去维也纳拜见弗洛伊德,随后参加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运动,在1911年被选为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第一任。次年因发表《里比多的变化与象征》与弗洛伊德产生分歧。1914年荣格离开弗洛伊德,创立分析心理学。后来曾在20年代后为研究种族潜意识的性质与现象,赴非洲等地对原始人心理进行考察。1944年回到巴塞尔大学任医学心理学教授。他与弗洛伊德的分歧主要在对里比多的解释上,他不同意里比多完全是性的潜力的看法,而认为这是一种普遍生命力,表现于生长和生殖,也表现于其他活动。荣格把人格分为意识、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三个层次,集体无意识又称原始隐象或原型,类似于弗洛伊德的本我。他还把人格分为“外倾”与“内倾”两种类型,每种类型又可根据人的心理机能(思维、情感、感觉、直觉)的差别再加以划分,这样共分出八种机能类型,确立了他的著名的人格类型学说。在心理学与文学的关系上,他认为,人类的科学艺术活动无一能离开人的心理,因此,心理学可以应用于文学研究。他否定弗洛伊德追溯作家童年经验的还原法,从而否认艺术品与作家之间有任何密切联系。他认为创作想象的源泉和艺术品震撼人心的原因是“原型”,艺术家应该赋予集体无意识以形式,艺术品的功用在于心理的“平衡补偿”,即通过表达集体无意识来使得片面反常和危险的心理趋于平衡。他关于“原型”的观点极大影响了“原型批评”的产生发展,并成为这种批评的直接的理论来源之一。他的主要著作有:《无意识过程的心理学》(1917)、《心理学的类型学说》(1921)、《分析心理学的理论和实践》、《记忆、梦、思考》(1962)等。参见“论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
1荣格不同意弗洛伊德理论中消极的一面，比如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受本能的支配，其中包括的本能和死的本能。荣格更赞同人是由能动性的是能积极的去适应和改变环境的。 弗洛伊德开创了精神分析学派，特别他在对神经症和无意识的研究，以及他在对梦的分析与研究方面的贡献无人能及。荣格是他的学生继承了弗洛伊德的观点并提出了自己的论点他也是心理学中不可多得的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