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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京军医院看抑郁症(如何评价明代宗朱祁钰的功绩得失)

如何评价明代宗朱祁钰的功绩得失

明朝景泰帝朱祁钰1428年—1457年),是明宣宗的次子,英宗皇帝之异母弟。正统十四年英宗北狩,郕王王朱祁钰由监国而即帝位,励精图治,选将练兵,击退了瓦刺的入侵,使明朝转危为安。此后,又对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了整顿和改革,使当时社会由乱而治,渐开中兴。但是,天顺元年英宗复登大位,废景帝为郕王,结束了景泰朝的统治。景泰朝政大事记录于《英宗实录》之中,但多为贬损避讳。例如其中借太后之口,指责景帝贪天位,禁锢英宗,“废储败常,信任奸回,居妖妓,礼胡僧,滥赏枉费,急征暴敛,秽德彰闻,上天屡戒,恬不知省,拒谏饰非,造罪愈深”。明代思想家李贤也指责景帝“败度,令臣民失望",等等。那么,景帝究竟是怎样一位皇帝呢?他这一生有那些功过是非呢?

一、挽狂澜于既倒

明朝建立以来,经太祖、成祖的大力整治、严刑峻法,使吏治比较清明。仁宣之时,继之以宽,吏治渐趋败坏。正统时承平既久,政治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军政日趋废弛,屯田被破坏,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正统九年以后,王振渐趋专权,使当时朝政更为黑暗。在政治上,王振掌握了锦衣卫,打击正直大臣,使朝廷中忠谏者死,耿直者戌,君子见斥。

章奏多黑白混滑,邪正倒置。军政的破坏尤为严重,选军数量超过总数的一半以上。据载:"正统十四年未多事之先,五军都督府并锦衣等卫官旗人等3258730员名,实有1624590员名,事故1633664员名。"而且缺乏训练,战斗力低下。“为将帅者,平日贪裡败度,贪财卖军,互相交通,汇缘党比,战斗之事不习,兵戎之敢不修。将帅互为仇仇,上下自相矛盾。”这时,又发生了麓川之役,劳师糜饷,骚动江南,使本来土地兼并严重,社会矛盾尖锐的南方,更加动荡不安。正统九年发生了叶宗留领导的农民起义,震撼了浙、闽、赣三省。正统十三年又发生了邓茂七领导的福建农民起义,威胁了福建等地的统治。

在国内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同时,也在激化,结果使明王朝的统治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之中。

明朝建立以后,十分注意防止北边蒙古族势力的增长。明成祖多次亲征,使蒙古族势力受到较大打击。此后,蒙古族的一支瓦刺(wǎ là)势力逐渐强大,统一了蒙古各部,成为明朝北边的强敌。正统十四年七月,瓦刺兵分三路大举寇边,太师也先入侵大同,至猫儿庄,右参将吴浩战死;可汗脱脱不花入侵辽东;知院阿刺进攻宣府,包围了赤城堡。边报不断传来,失败的消息接连不断,于是英宗决定亲征。

这一决定遭到了大臣们的强烈劝阻,但是年轻气盛的皇帝,在王振的怂恿下,不顾群臣的反对,于七月十六日率五十万大军在五十余位大臣的扈从下,师出北京。八月一日进驻大同,目睹了尸首横陈、血迹斑斑的阳和战场,震惊异常。经大同镇守郭敬的劝说,仓促决定退兵。八月十三日退至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即被也先包围,十五日全军覆没,五十万大军死伤过半,英宗被俘,王振及从征大臣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垫等五十余人罹难。这就是震惊朝野的“土木之变”。

“土木之变",使明朝的统治陷入了崩费的边缘,英宗皇帝的被俘,“天下闻之,惊惧不宁";京堿内“赢马疲卒不满十万",四守备力量严重不足。明朝面临着宗社不保、亡国灭家的危险。郕王朱祁钰在情急之下毅然决定留守北京,抗击瓦刺,战守大计定下来了。

英宗北狩(皇帝被掳到北方的婉词)后,国无君主,皇太后孙氏于八月十八日敕谕郕王朱祁钰监国,孙太后这样做,固然是为了安抚郕王,使其不产生非分之想,但她仍有后顾之忧。原来英宗系孙太后所生。只要英宗在位,她的地位就不可动摇;而郕王是吴妃所生,郕王如即真,孙太后的地位就不保了。

于是孙太后于郕王根基未稳之际,急急忙忙于二十日立英宗长子朱见济为皇太子。这为以后的矛盾埋下了伏笔。国不可一日无君,在主战派大臣一再劝进下,郕王于九月初六登帝位,尊英宗为太上皇,以明年为景泰元年。这样,明朝又有了皇帝,人心始安;而且使也先所俘虏的英宗失去了作用,挫败了其要胁明朝的阴谋。

朱祁钰监国后,就开始了京师守御的准备工作。首先选择了主战派大臣王直、陈循、高谷等人组成新的通知中心。又调整了军事指挥人员,升于谦为兵部尚书,提督各营兵马;封赏镇守边疆的将领,这些将领都是素有声望、屡立战功的人,对他们的任命封赏,使边城有了得力的守将。景帝还惩治了土木之败的直接责任者,籍没了王振的家产,公示其罪过。这一措施,宣泄了文物群臣心中不平之气,使朝纲为之一振。

为了防止也先挟持英宗诱占边城,求索金银,郕王多次晓谕边将以社稷为重,固守城池。为此景帝颁布多道诏敕给边城的将士,这些诏敕的发布,挫败了也先挟英宗诱占边城的企图,使边将敢于拒绝也先诱惑,固守城池。

土木之变后,瓦刺势必乘胜南侵,景帝信用于谦,抓紧时间,为居守京师作了大量的军事准备。首先调集两京、河南所募新兵,江北及北京诸府漕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守卫京师;又令御史白圭等十五人分往直隶,山东、山西、河南等地召募训练民壮,备调京师,以增加京师守卫力量。其次加固了京师城墙,赶造战车器械,调集南京武库三分之二的武器北上,充实京军。最后实行坚壁清野的政策,将大通仓粮运往北京。严明军纪,振奋士气,做好了迎击瓦剌的充分准备,瓦剌也先兵临城下,最后被明军打得节节退败。

但是瓦剌仍有很大的优势,还要挟着太上皇(朱祁镇)。为此景帝仍敕谕边将固守城池。当时嘉宁叛投也先,引导瓦剌入侵,因此,同时命令边将,如果瓦剌拿太上皇来边城要挟,嘉宁随行的话,边城将士可以诱杀嘉宁,以此表示拒绝之意。嘉宁后来被擒杀,也先失去入侵向导。景泰元年四月,有大臣上谏主张求和,被主战派大臣于谦谏回,景帝采取了于谦主战的意见,自是边将人人主战,不敢言和。这一年也先先后骚扰宁夏、朔州、大同等城,均遭到明军顽强抵抗,到处受挫,其轻视明廷之心有所收敛。

“初,虏轻视,及犯京师,见城池巩固,人心之愤,始大丧气,自是见上皇皆行君臣札。”

由于掠夺战争的连续受挫,又失去了与明朝通贡之利,瓦刺内部矛盾日渐突出。大明也有意激化其内部矛盾,使其互相削弱。正统十四年十月也先退出紫荆关后,可汗脱脱不花即遣使言和。景帝接受大臣王直等人的意见,厚待来使。而连年的战争,使瓦刺出现厌战情绪。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也先不得不遣使通好,提出了送还英宗的请求。这正如明代思想家李贽所指出:“虏始挟太上,不甚仇,欲奉之还。”景泰元年八月右都御史杨善、工部右侍郎赵荣出使瓦刺,迎回了太上皇,明朝对瓦刺的抗战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明朝对瓦刺战争的胜利,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关键在于景帝的正确决策及知人善用。首先,土木之败后,国家面临破亡的危险,主张南迁者大有人在,人心面临解体。此时,景帝识大体,做出了守御京师的决定,毅然支持了主战派,稳固了人心。抓紧了时间准备守御。其次,景帝信任、重用主战派人物于谦、石亨等,是另一重要原因。用人的正确,是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最后,土木之变后,明朝选拔得力将领镇守沿边重镇宣府、大同等地,稳固了已面临崩溃的防线,屏蔽了京师,这是又一重要原因。

二.富国强兵

景帝自建国之初,就注意克服正统时期的各种弊政,励精图治。景泰二年,景帝提出:富国强兵的要求,令臣下献计献策。正统时期,奸臣当道,贪图小利,开始与外通好,把敌寇引入京城。危及宗庙社稷。在景帝的要求下,群臣纷纷上书,清理积弊。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 (一) 改良政治

景泰年间的政治改革,基于克服前代积弊,实行新政。

在封建社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往往借助于皇权,干预朝政。正统年间王振专权害国,景帝接受这一教训,对宫中的宦官尤为严格,金英是英宗北狩时奉命辅佐郕王的,景帝将其禁锢,景泰朝废而不用。景帝对宦官下了禁约,使他们接受教训,不敢肆意妄为。明代思想家李贽指出:“陛下左右内侍之臣,大非前日之比,率皆小心畏慎,恪勤匪懈,守祖宗之法,绝外人之交,盖能以覆车为鉴也。”正统时,王振利用锦衣卫,排斥异己,陷害忠良。景帝即位后,逐步限制锦衣卫的活动。

景泰元年正月,有人控告锦衣卫“多为私怨,指无为有,诬致人罪,且例不许辨理。”对其如此害民,景帝规定“彼有送法司不引伏者,其为辨理之。如肆为诬罔,俱重罪不宥。"景泰三年三月,又进一步规定:今后关系谋逆、反叛,妖言惑众,窥伺朝廷等罪情,有勾结王府、外夷,窝藏奸盗,买卖官吏收财等情形,事情严重者,才可以如实上奏,御史复查真实之后,才可以审问。其他情形,只允许受害人告发,不得要挟复仇,诬害良善。法司审理不可受第三方干预,致有冤狂。违法重情,罪不可恕。景帝对锦衣卫活动的规定、限制,使之难于随意罗织罪名,陷害良善,而只能循规蹈矩地履行职责,让其不敢肆意妄为了。

正统时吏治败坏,在官既没有廉耻之心,理政只有肆贪淫之志,致使官场酿成污浊之风。景帝很重视澄清吏治,认为“国家以民生为重,君臣以政理为先。政失其理,民生何由而遂?”为此,想要整顿吏治就必须有一套合理的选官制度,对此,景帝令礼部集议,根据大臣们的讨论。决定今后如若郡守、御史有空缺,由吏部公选推举;布政使、按察使有空缺,由三品以上官员保举,如果有不公的地方,六科十三道可以共同上凑。官多扰民,严加裁汰。景泰七年八月,景帝下令裁汰天下添设官员,命令吏部会同户部、兵部、工部,共裁次了浙江等布政司、府、州、县添设的管粮、抚民、巡河海、管民壮、整理文书等项官吏一百七十八人。这一举措,防止了官僚队伍的扩大。

  • (二) 发展经济

景帝在位期间,注意克服经济制度中的积弊,劝课农桑,保护小农经济,安定民生,发展生产。

马政是明代百姓的沉重负担,马政之害,表现在俵马之官乘机,“江北俵马之役,最称苦累;而寄养之户,尤多败困。要其所以,则侵渔多而费用繁也"。景帝即位后,采取了一些措施,逐步加以克服。正统十四年十二月颁诏天下,严禁典牧之官科敛害民。废止每年印俵马匹派遣侯、伯、内官的成例,每年印俵马匹仅派御史负责。御史品级不高,不敢任意,更不能像权贵一样横行不法。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养马之家所受的科敛之害。最泰三年三月,根据太仆寺卿李实的奏诸,规定“儿马十八岁,骒马二十岁以上免算驹",四从而解决了不合理的赔补问题,使马政渐趋合理。同时还废除了洪武时设立的粮长制。

景帝注意保护小农经济,限制土地兼并,多次勒令兼并之家将田产还给原主。京师附近的顺天、河间等地土地兼并严重,大量田土被官员私自占取,或为草场,或立庄所,动计数十万顷。间接小民纳粮地亩,多被占夺,每年赔粮草给他们。对此,景帝敕令归还所占田倾给老百姓,这一举措施和规定,尤其是令兼并之家退还其所占的田地,有效地控制了土地兼并的发生,维护了小农土地所有制,也就安定了民生,发展了生产。此外,景帝还多次敕令地方官吏劝课农桑,发展农业生产。要求各处镇守、巡抚等官劝课农桑,各级官吏、里老者谕乡村,除士、工、商外,人人都要及时耕种;鼓励垦荒;鼓励因地制宜,适量种植桑、枣、漆、柿等作物,并以农桑考核各级官吏。这些规定,尤其是设置专职官员,鼓励了荒田的开垦,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 (三) 军事改革

京军是明代重要的作战力量,分为五军、神机、三千三大营,分别有总兵统领训练。平时五都督府掌管着其军政,兵部负责调动,战时则临时选将统兵作战。但此中有着很大积弊,调兵时效率低下,不同的有不同的规矩,各个首领互相都不认识,形成了一种将不识兵,兵不识将的现象,强弱不分,对于突发状况很难应对,为此,在瓦剌不断骚扰的情况下,为了备边,景帝听取于谦建议,让采用团营的训练,虽然是临时的战前训练,但是贯了彻兵将相识的主张。可以说这是兵团制的诞生萌芽。

景泰二年五月,在景帝“富国强兵”的要求下,于谦召集兵部、五军都督府、总兵官等人讨论“军马如何可以战无不胜”的问题,并提出了实行团营制的主张,得到了景帝的支持,进行了影响较大的京营制度的改革。其主要内容有以下方面:第一,建立团营,选拔三大营精兵十万。第二,总结与瓦剌的作战经验,提出了安营及作战的方法。第三,进行实战性训练。第四,规定各级军官伴的数量,限制私役军士的发生。

这次军事制度的改革,有着长远的影响。这次军事改革使兵将相识,加强了的实战性训练,提出了合理的作战方法,大大提高了部队的作战力。对此,《明史》评价:“于谦创立团营,简精锐,一号令,兵将相习,其法颇善。”有人认为,这一改革虽然没有能够遵循祖宗之法,要以此兴除积弊,振弱为强,足以让内忧外患的大明振作起来。可以说这次重大军事制度的改革,是非常成功的。

浮人语

综上所述,景帝继承了民本传统思想,其在历史上的功绩是不可泯灭的。在土木之变、宗社几危的关头,他坚决主战,笃任贤能,励精政治,强寇深入而宗社义安,再造功良云伟。其后又采取一些措施,克服社会积弊,使景泰年间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生产发展,国力强盛,出现了中兴之治。当然,景帝在位期间,也劳费民财兴建寺庙、大量度僧等,尤其是在处理太上皇及太子问题上颇有失误,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局面,以至于因此而失去了宝座,身死西宫。

参考文献:

《英宗实录》 《明史》 《继藏书》 《明经世文编》 《明书》 《国檀》 《于忠肃公集》《天顺日录》 《古穰杂录》 《锦衣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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