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景泰帝朱祁钰1428年—1457年），是明宣宗的次子，英宗皇帝之异母弟。正统十四年英宗北狩，郕王王朱祁钰由监国而即帝位，励精图治，选将练兵，击退了瓦刺的入侵，使明朝转危为安。此后，又对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了整顿和改革，使当时社会由乱而治，渐开中兴。
但是，天顺元年英宗复登大位，废景帝为郕王，结束了景泰朝的统治。景泰朝政大事记录于《英宗实录》之中，但多为贬损避讳。例如其中借太后之口，指责景帝贪天位，禁锢英宗，“废储败常，信任奸回，居妖妓，礼胡僧，滥赏枉费，急征暴敛，秽德彰闻，上天屡戒，恬不知省，拒谏饰非，造罪愈深”。明代思想家李贤也指责景帝“败度，令臣民失望"，等等。那么，景帝究竟是怎样一位皇帝呢？他这一生有那些功过是非呢？
明朝建立以来，经太祖、成祖的大力整治、严刑峻法，使吏治比较清明。仁宣之时，继之以宽，吏治渐趋败坏。正统时承平既久，政治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军政日趋废弛，屯田被破坏，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正统九年以后，王振渐趋专权，使当时朝政更为黑暗。在政治上，王振掌握了锦衣卫，打击正直大臣，使朝廷中忠谏者死，耿直者戌，君子见斥。
章奏多黑白混滑，邪正倒置。军政的破坏尤为严重，选军数量超过总数的一半以上。据载："正统十四年未多事之先，五军都督府并锦衣等卫官旗人等3258730员名，实有1624590员名，事故1633664员名。"而且缺乏训练，战斗力低下。“为将帅者，平日贪裡败度，贪财卖军，互相交通，汇缘党比，战斗之事不习，兵戎之敢不修。将帅互为仇仇，上下自相矛盾。”这时，又发生了麓川之役，劳师糜饷，骚动江南，使本来土地兼并严重，社会矛盾尖锐的南方，更加动荡不安。正统九年发生了叶宗留领导的农民起义，震撼了浙、闽、赣三省。正统十三年又发生了邓茂七领导的福建农民起义，威胁了福建等地的统治。
在国内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同时，也在激化，结果使明王朝的统治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之中。
明朝建立以后，十分注意防止北边蒙古族势力的增长。明成祖多次亲征，使蒙古族势力受到较大打击。此后，蒙古族的一支瓦刺（wǎ là）势力逐渐强大，统一了蒙古各部，成为明朝北边的强敌。正统十四年七月，瓦刺兵分三路大举寇边，太师也先入侵大同，至猫儿庄，右参将吴浩战死;可汗脱脱不花入侵辽东；知院阿刺进攻宣府，包围了赤城堡。边报不断传来，失败的消息接连不断，于是英宗决定亲征。
这一决定遭到了大臣们的强烈劝阻，但是年轻气盛的皇帝，在王振的怂恿下，不顾群臣的反对，于七月十六日率五十万大军在五十余位大臣的扈从下，师出北京。八月一日进驻大同，目睹了尸首横陈、血迹斑斑的阳和战场，震惊异常。经大同镇守郭敬的劝说，仓促决定退兵。八月十三日退至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即被也先包围，十五日全军覆没，五十万大军死伤过半，英宗被俘，王振及从征大臣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垫等五十余人罹难。这就是震惊朝野的“土木之变”。
“土木之变"，使明朝的统治陷入了崩费的边缘，英宗皇帝的被俘，“天下闻之，惊惧不宁";京堿内“赢马疲卒不满十万"，四守备力量严重不足。明朝面临着宗社不保、亡国灭家的危险。郕王朱祁钰在情急之下毅然决定留守北京，抗击瓦刺，战守大计定下来了。
英宗北狩（皇帝被掳到北方的婉词）后，国无君主，皇太后孙氏于八月十八日敕谕郕王朱祁钰监国，孙太后这样做，固然是为了安抚郕王，使其不产生非分之想，但她仍有后顾之忧。原来英宗系孙太后所生。只要英宗在位，她的地位就不可动摇；而郕王是吴妃所生，郕王如即真，孙太后的地位就不保了。
于是孙太后于郕王根基未稳之际，急急忙忙于二十日立英宗长子朱见济为皇太子。这为以后的矛盾埋下了伏笔。国不可一日无君，在主战派大臣一再劝进下，郕王于九月初六登帝位，尊英宗为太上皇，以明年为景泰元年。这样，明朝又有了皇帝，人心始安；而且使也先所俘虏的英宗失去了作用，挫败了其要胁明朝的阴谋。
朱祁钰监国后，就开始了京师守御的准备工作。首先选择了主战派大臣王直、陈循、高谷等人组成新的通知中心。又调整了军事指挥人员，升于谦为兵部尚书，提督各营兵马；封赏镇守边疆的将领，这些将领都是素有声望、屡立战功的人，对他们的任命封赏，使边城有了得力的守将。景帝还惩治了土木之败的直接责任者，籍没了王振的家产，公示其罪过。这一措施，宣泄了文物群臣心中不平之气，使朝纲为之一振。
为了防止也先挟持英宗诱占边城，求索金银，郕王多次晓谕边将以社稷为重，固守城池。为此景帝颁布多道诏敕给边城的将士，这些诏敕的发布，挫败了也先挟英宗诱占边城的企图，使边将敢于拒绝也先诱惑，固守城池。
土木之变后，瓦刺势必乘胜南侵，景帝信用于谦，抓紧时间，为居守京师作了大量的军事准备。首先调集两京、河南所募新兵，江北及北京诸府漕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守卫京师;又令御史白圭等十五人分往直隶，山东、山西、河南等地召募训练民壮，备调京师，以增加京师守卫力量。其次加固了京师城墙，赶造战车器械，调集南京武库三分之二的武器北上，充实京军。最后实行坚壁清野的政策，将大通仓粮运往北京。严明军纪，振奋士气，做好了迎击瓦剌的充分准备，瓦剌也先兵临城下，最后被明军打得节节退败。
但是瓦剌仍有很大的优势，还要挟着太上皇（朱祁镇）。为此景帝仍敕谕边将固守城池。当时嘉宁叛投也先，引导瓦剌入侵，因此，同时命令边将，如果瓦剌拿太上皇来边城要挟，嘉宁随行的话，边城将士可以诱杀嘉宁，以此表示拒绝之意。嘉宁后来被擒杀，也先失去入侵向导。景泰元年四月，有大臣上谏主张求和，被主战派大臣于谦谏回，景帝采取了于谦主战的意见，自是边将人人主战，不敢言和。这一年也先先后骚扰宁夏、朔州、大同等城，均遭到明军顽强抵抗，到处受挫，其轻视明廷之心有所收敛。
“初，虏轻视，及犯京师，见城池巩固，人心之愤，始大丧气，自是见上皇皆行君臣札。”
由于掠夺战争的连续受挫，又失去了与明朝通贡之利，瓦刺内部矛盾日渐突出。大明也有意激化其内部矛盾，使其互相削弱。正统十四年十月也先退出紫荆关后，可汗脱脱不花即遣使言和。景帝接受大臣王直等人的意见，厚待来使。而连年的战争，使瓦刺出现厌战情绪。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也先不得不遣使通好，提出了送还英宗的请求。这正如明代思想家李贽所指出:“虏始挟太上，不甚仇，欲奉之还。”景泰元年八月右都御史杨善、工部右侍郎赵荣出使瓦刺，迎回了太上皇，明朝对瓦刺的抗战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明朝对瓦刺战争的胜利，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关键在于景帝的正确决策及知人善用。首先，土木之败后，国家面临破亡的危险，主张南迁者大有人在，人心面临解体。此时，景帝识大体，做出了守御京师的决定，毅然支持了主战派，稳固了人心。抓紧了时间准备守御。其次，景帝信任、重用主战派人物于谦、石亨等，是另一重要原因。用人的正确，是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最后，土木之变后，明朝选拔得力将领镇守沿边重镇宣府、大同等地，稳固了已面临崩溃的防线，屏蔽了京师，这是又一重要原因。
景帝自建国之初，就注意克服正统时期的各种弊政，励精图治。景泰二年，景帝提出：富国强兵的要求，令臣下献计献策。正统时期，奸臣当道，贪图小利，开始与外通好，把敌寇引入京城。危及宗庙社稷。在景帝的要求下，群臣纷纷上书，清理积弊。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景泰年间的政治改革，基于克服前代积弊，实行新政。
在封建社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往往借助于皇权，干预朝政。正统年间王振专权害国，景帝接受这一教训，对宫中的宦官尤为严格，金英是英宗北狩时奉命辅佐郕王的，景帝将其禁锢，景泰朝废而不用。景帝对宦官下了禁约，使他们接受教训，不敢肆意妄为。明代思想家李贽指出：“陛下左右内侍之臣，大非前日之比，率皆小心畏慎，恪勤匪懈，守祖宗之法，绝外人之交，盖能以覆车为鉴也。”正统时，王振利用锦衣卫，排斥异己，陷害忠良。景帝即位后，逐步限制锦衣卫的活动。
景泰元年正月，有人控告锦衣卫“多为私怨，指无为有，诬致人罪，且例不许辨理。”对其如此害民，景帝规定“彼有送法司不引伏者，其为辨理之。如肆为诬罔，俱重罪不宥。"景泰三年三月，又进一步规定：今后关系谋逆、反叛，妖言惑众，窥伺朝廷等罪情，有勾结王府、外夷，窝藏奸盗，买卖官吏收财等情形，事情严重者，才可以如实上奏，御史复查真实之后，才可以审问。其他情形，只允许受害人告发，不得要挟复仇，诬害良善。法司审理不可受第三方干预，致有冤狂。违法重情，罪不可恕。景帝对锦衣卫活动的规定、限制，使之难于随意罗织罪名，陷害良善，而只能循规蹈矩地履行职责，让其不敢肆意妄为了。
正统时吏治败坏，在官既没有廉耻之心，理政只有肆贪淫之志，致使官场酿成污浊之风。景帝很重视澄清吏治，认为“国家以民生为重，君臣以政理为先。政失其理，民生何由而遂？”为此，想要整顿吏治就必须有一套合理的选官制度，对此，景帝令礼部集议，根据大臣们的讨论。决定今后如若郡守、御史有空缺，由吏部公选推举；布政使、按察使有空缺，由三品以上官员保举，如果有不公的地方，六科十三道可以共同上凑。官多扰民，严加裁汰。景泰七年八月，景帝下令裁汰天下添设官员，命令吏部会同户部、兵部、工部，共裁次了浙江等布政司、府、州、县添设的管粮、抚民、巡河海、管民壮、整理文书等项官吏一百七十八人。这一举措，防止了官僚队伍的扩大。
景帝在位期间，注意克服经济制度中的积弊，劝课农桑，保护小农经济，安定民生，发展生产。
马政是明代百姓的沉重负担，马政之害，表现在俵马之官乘机，“江北俵马之役，最称苦累;而寄养之户，尤多败困。要其所以，则侵渔多而费用繁也"。景帝即位后，采取了一些措施，逐步加以克服。正统十四年十二月颁诏天下，严禁典牧之官科敛害民。废止每年印俵马匹派遣侯、伯、内官的成例，每年印俵马匹仅派御史负责。御史品级不高，不敢任意，更不能像权贵一样横行不法。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养马之家所受的科敛之害。最泰三年三月，根据太仆寺卿李实的奏诸，规定“儿马十八岁，骒马二十岁以上免算驹"，四从而解决了不合理的赔补问题，使马政渐趋合理。同时还废除了洪武时设立的粮长制。
景帝注意保护小农经济，限制土地兼并，多次勒令兼并之家将田产还给原主。京师附近的顺天、河间等地土地兼并严重，大量田土被官员私自占取，或为草场，或立庄所，动计数十万顷。间接小民纳粮地亩，多被占夺，每年赔粮草给他们。对此，景帝敕令归还所占田倾给老百姓，这一举措施和规定，尤其是令兼并之家退还其所占的田地，有效地控制了土地兼并的发生，维护了小农土地所有制，也就安定了民生，发展了生产。此外，景帝还多次敕令地方官吏劝课农桑，发展农业生产。要求各处镇守、巡抚等官劝课农桑，各级官吏、里老者谕乡村，除士、工、商外，人人都要及时耕种；鼓励垦荒;鼓励因地制宜，适量种植桑、枣、漆、柿等作物，并以农桑考核各级官吏。这些规定，尤其是设置专职官员，鼓励了荒田的开垦，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京军是明代重要的作战力量，分为五军、神机、三千三大营，分别有总兵统领训练。平时五都督府掌管着其军政，兵部负责调动，战时则临时选将统兵作战。但此中有着很大积弊，调兵时效率低下，不同的有不同的规矩，各个首领互相都不认识，形成了一种将不识兵，兵不识将的现象，强弱不分，对于突发状况很难应对，为此，在瓦剌不断骚扰的情况下，为了备边，景帝听取于谦建议，让采用团营的训练，虽然是临时的战前训练，但是贯了彻兵将相识的主张。可以说这是兵团制的诞生萌芽。
景泰二年五月，在景帝“富国强兵”的要求下，于谦召集兵部、五军都督府、总兵官等人讨论“军马如何可以战无不胜”的问题，并提出了实行团营制的主张，得到了景帝的支持，进行了影响较大的京营制度的改革。其主要内容有以下方面:第一，建立团营，选拔三大营精兵十万。第二，总结与瓦剌的作战经验，提出了安营及作战的方法。第三，进行实战性训练。第四，规定各级军官伴的数量，限制私役军士的发生。
这次军事制度的改革，有着长远的影响。这次军事改革使兵将相识，加强了的实战性训练，提出了合理的作战方法，大大提高了部队的作战力。对此，《明史》评价:“于谦创立团营，简精锐，一号令，兵将相习，其法颇善。”有人认为，这一改革虽然没有能够遵循祖宗之法，要以此兴除积弊，振弱为强，足以让内忧外患的大明振作起来。可以说这次重大军事制度的改革，是非常成功的。
综上所述，景帝继承了民本传统思想，其在历史上的功绩是不可泯灭的。在土木之变、宗社几危的关头，他坚决主战，笃任贤能，励精政治，强寇深入而宗社义安，再造功良云伟。其后又采取一些措施，克服社会积弊，使景泰年间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生产发展，国力强盛，出现了中兴之治。当然，景帝在位期间，也劳费民财兴建寺庙、大量度僧等，尤其是在处理太上皇及太子问题上颇有失误，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局面，以至于因此而失去了宝座，身死西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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