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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个最好的兄弟，童年玩伴，小学初中时的死党，同宗同族但是出了五服的本家弟弟大力，2000年时在北京一个工地打工，和一帮同工地的工友发生口角，他一镐把子砸在人家后脑上，那人送医院两天后，不治身亡。
我知道这件事情时已经是二审开庭宣判。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他初中没毕业就辍学，然后就是辗转四处打工，经常是过年都不回家。尤其是97年他父亲肝癌过世后，因为精神问题被送去精神病院，他唯一的姐姐远嫁他乡，他更是很少回去。
我则是一路上学，直到99年毕业，到北京工作，期间又转岗，也是忙。我当时甚至不知道他在北京打工。
消息是我爸告诉我的。因为他的案件的相关资料寄到了当地派出所（至少应该有“执行逮捕告知书”一类的文件），派出所又找到村里。村长左右为难，他家在村里没人了，他不知道该去找谁，因为知道我在北京工作，就告诉了我爸。
我爸打跟我说你总要去看看，能不能帮上忙另说，别让孩子太孤苦了，犯了错误，该吃的官司咱认，公家愿意怎么处理是公家的事，咱不能不管不顾。
我安慰我爸，我先了解一下情况，如果允许，我去看看大力。
我的一个校友，研究生读的刑侦专业，毕业后在城西分局工作。我向他提起这事。校友说你说晚了，是我们这里办的案子，早就结案了，资料转到检察院去了，按日子算应该已经开过庭了，判没判不知道。他这个事过程简单，事实清楚，适用条文显而易见，虽然事不小，但是没那么复杂，人早就转到“海看”去了，应该还在那里，你什么人？怎么到现在才问！
我说是我老家的一个弟弟，一直一个人在外面打工，老家没人知道，他又没有什么亲人，我才听说一点信息，这不就求到老哥您这里了。
校友说你别客气，你这么说我有点担待不起，早点说在合理的前提下我还能出点力，现在东西不在我手里了，我有那个心也没那个能力了。
我说能不能安排我们见一面，虽然于事无补，至少是个安慰，让他知道有人在关心着他，也有利于稳定他的情绪，不至于破罐子破摔，有助于场所管理不是！
校友说这不可能！你见不到！就是我要去见也需要提供书面的需要补充材料的申请，我们这里已经结了，这件案子没什么，过程三两句话就能说清楚，几张照片一根镐把子，几张审讯材料和在场人证词，拢共一块儿，没多少东西，在我们这里连塞牙缝都算不上。
我说您想想办法。
他说你这是强人所难。
我说就算吧，不行吗？
他说行，我惹不起你！
校友说像你老乡这种情况，肯定家里没有能力给他请律师，相关方面应该给他安排了法律援助，你找找他的法律援助律师。
我说您替我打听打听他的援助律师姓甚名谁，在哪个律所上班。
校友说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这里整天忙的脚打后脑勺，睡觉都是见缝插针，你别给我添乱了好不好！
我说不好，这件事您必须做！
校友说这样，我给你一个，你去找个人，也是个刑诉律师，很有能力，办公室就在“海看”门口附近，江湖人称“打捞队队长”。
然后校友给我说了一串数字，我一看是个139的手机号，给了一个姓氏:邬。
我当时还住在朝阳区，上班在东城区。
我跟单位请了假，驱车去海淀区清河龙岗路，很容易就找到了那个律所。
一位矮壮平头的中年男人接待了我，他说他就是邬T。我说邬律师您好，我师哥张平让我来找您。张平是我校友的名字，为了办事方便，我故意把校友说成师哥。
我把大体情况给他一说，他也说我来晚了，看流程已经到法院了。
我说我久闻邬律师大名，请您出山行不行？
他说这样，现在你说的这个情况也比较笼统，具体走到哪一个阶段我还得打听打听，看看有没有中间介入的必要。你也先不要说请我做辩护律师，咱们先把情况了解清楚，再做决定也不迟。
我觉得邬律师说得有道理，从上衣内兜里掏出3000元钱说，我先交上这些做押金，今天带得不多，回头我补上。
邬律师把三千块钱又推过来，朋友间办点事，别动钱，伤感情，打听清楚了我联系你。
我看他态度坚决又有送客的意思，把钱揣回兜里，留了，告辞。
邬律师果然名不虚传，下午我一上班，接到他的，后天上午二审开庭，他给我报了名，到时候去旁听。我问他有没有再介入的必要，邬律师说即使介入，效果也不会更好，关键还是附带民事赔偿问题。我问他要赔多少钱，邬律师说这个事建议我不要过问，打官司这事让我听他的，一切事情交给法庭去解决。
我无语，想着对方毕竟是一条人命，即使不仅是为了法律框架内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的情节方面的考虑，也应该主动一点，积极赔偿，以求得一些心安。我和老婆说这件事，老婆说你有钱吗，如果人家要求赔偿几十万，你能拿出来吗？
我想想我确实没钱，别说几十万，几万块钱都拿不出来。两人刚参加工作一年多，我又因为准备考公，大半年没有怎么上班，孩子马上就要出生，用钱的地方也是无处不在，哪里有能力再拿出一大笔钱来。
我不禁一声叹息。
宣判那天我坐在旁听席上，看到大力被两个法警押进来。其实我已经好多年没有见到他了，我甚至有点恍惚这是不是大力。
他剃着光头，穿着印有“海看”字样的黄色马甲，精神状态还好，虽然低着头，被两个人架着胳膊，我看出他走路还算正常，也有些力量。
邬律师说已经带话给大力，告诉他我会去旁听。我看到他走到那个指定的位置后，转身坐下之前，向后边望了望，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找我，是不是能看到我，旁听席上有几十个人，光线比他所处的位置暗很多。
确实是个很简单的案子，法律援助律师也算尽心尽力，只是在受害者行为认定上产生了分歧，我想这是案件定性的关键，有点后悔没有让邬律师介入。
最后，法庭采纳了受害者是打架斗殴参与者的观点，我有点以愧对道德标准的心态长舒了一口气。
我不是法官，也不认识受害方，所以我的关注点，只能在大力身上。我想，我是没有大义灭亲的勇气的，对于情感，我顾虑太多。
对于受害方家属提出的赔偿要求，大力没有能力承担，但是他表达了悔意，并愿意在能力许可的情况下，尽最大能力赔偿对方，以减轻自己的罪责。
最后，大力领罪七年，附带民事赔偿七万多元，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我和大力说不上话，法庭上有严肃的纪律，我也是只能坐在给我指定的位置上，不能走动，不能发出任何声音。
我不知道这个判罚结果应该怎样评论，我打问校友张平。他说也算理想，罪罚相当，其实侦查过程中他们已经了解到，受害者是实际的挑事方，仗着他们人多，经常欺负独自出来没有帮手的工友。大力也是数次被他们欺负，工地上打架抡镐把子是常事，只是这一次大力比较倒霉，赶巧了打在对方后脑上。
我说这真是无妄之灾。
张平说行了，知足吧，毕竟对方死了人，那可是一条人命，按照你那一套理论，还讲究一命抵一命呢，就判了七年，不错了。
我无语，想想人家说得也对。我是一门心思在大力身上，人家那边还躺在太平间一位呢，人家背后也有亲朋好友，也是有这样那样的伤心。
我跟校友说，我想看看大力去，让他给我想想办法。
张平说等等吧，现在见不太方便，像大力这种刑期的，不可能留在北京服刑，一定会遣送回原籍所在地的监狱，他们叫“下圈”，应该就是这几天。
我一听急了，口气有些生硬，说张平你是不是玩儿我，就在一个城市里我都见不着，等他回了老家，不一定去哪所监狱，我要见他还要回老家？
张平说你这人没意思，话没听明白就上脸，我又没说让你回老家见他去，你最近可是行情渐长，动不动就冲我发脾气。
我说有话说有屁放，别整这幺蛾子。
张平无奈地笑笑，说这边不可能一个一个把这些判了刑的人员往回遣送，要把他们集中到一个地方，等凑够了一定的数量，再一批一批往回遣送。这个集中的地方，就叫南大楼，也就是天河监狱，是北京市外地罪犯遣送中心，到时候把他移送到那里，就可以去办理接见了。
我说等多久？
张平说你问我我问谁去，总之时间不会太长，到时候我给你打。
我放下，有点烦躁。
我见到大力时，已经是一个多月后的一个下午，张平开着他单位的车，直接开到了一个看上去有些荒凉的地方，拐上一条小路，又走了几百米，在一座大铁门前停下，有wj站岗，有铁丝网，电网，像炮筒子一样的监控。
验过证件，做了登记，大铁门旁一个小铁门，缓缓打开一条缝，张平领着我挤过小铁门，我感觉头有点晕，这墙也太高了，怕是有十来米。
进到里面又是一道岗，又一次验证件，做登记，然后是一个铝合金的推拉门，有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一边和我们聊天，当然主要是和张平聊天，一边掏出磁卡，又打开一道有着菱形窗棂的铁门，里面是一条幽深的走廊，一侧的窗户上钉着铁丝网，一侧是上白下面嫩绿的墙壁。
走廊尽头，又是一道铁门。
穿制服的男人又一次掏出磁卡，打开门，里面是一个大厅，被铝合金栅栏从中间隔开，栅栏上镶着大块的玻璃。
我们找个位置坐下，没等多久，大力穿着深蓝色写着一串数字的衣服，在一名工作人员的带领下，从另一侧进了接见室。
我看着大力的精神状态还算不错，见到我甚至还要咧嘴笑笑，只是这笑比哭还难看。
我拿起，大力也拿起，我说怎么样？他说还行，就是给老家人丢脸了，村里老辈子多少年，没出过犯罪的人，他给老家抹了黑。
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我想他也是一个可怜的人，成长在一个残破不全的家庭里，一个人在外面苦苦挣扎，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干最累的活，吃最差的饭，挣最难挣的钱，受着和他一样境况的人的欺负，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反抗一回，把自己直接反抗进监狱里。
我故意找轻松的话题说一共就七年，没多长时间，现在就过去快一年了，回老家那边好好表现，争取减刑，最多再有四年多时间，就出来了，如果有机会多读点书，学点法律知识，学点技术技能，我打听过了，现在的监狱和以前不一样，里面实行文明管理，基本上不打骂不体罚服刑人员。
大力说你不用担心我，我没事，我能扛过去，我不能倒下，我还有精神病的老娘，还有远嫁的姐姐，我还要照顾她们，我不会倒下的！
我说婶子那边倒是没事，我打了解过了，只要是按时服药，病情没有继续恶化，你姐姐那边我没有，确实不知道她过得怎么样。
大力说不知道也好，我在里面能照顾好自己，听里面的二进宫、三进宫说，下到圈儿里还有工资，要是干累活挣的钱还不少，我没事，她知道了也帮不上什么忙，白担心，先稀里糊涂几年，等我出去再说。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那个带他来的工作人员说，快到时间了，有重要的话赶紧说。一次探视就二十分钟，即使张平出面，也是二十分钟。
我说我给你带了几件换洗的内衣，账上给你存了一点钱，这里不让送吃的东西，你自己在里面想吃什么就买点，别在嘴上太亏自己，身体健康是最主要的。
大力说谢谢了，让你破费，这些……
然后里就没有声音了，我隔着玻璃看大力张着嘴对着话筒还在说，伸手敲了几下玻璃，他看过来，我指了指话筒，又摇了摇手指。
他突然一脸落寞，放下话筒，冲我挤出一点儿笑，站起身，在那位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往回走去，将要出门时，他回过头来，冲着我摆了一个“OK”的手势，咧着嘴笑了笑，消失在门后。
张平说我净说些没用的，关键话一句没说。我说我第一次做这事，手心里紧张的都是汗，原本想好的话早就忘了。
张平说走吧，我请你喝点酒，压压惊。
我说还是我请你吧，你帮了这么多忙，我还数落你，就当给你陪个不是。
这年年底，我儿子的满月酒喝过去没几天，张平给我打来，说大力被遣送回原籍了，是鲁西的一座监狱，也是一座煤矿。
我听不明白他这话是什么意思，问他这算是好啊还是不好啊。
张平说我也不太了解，不过煤矿监狱虽然主要是肩负改造的任务，也有一定的生产要求，相对来说可能更好过一点。
我说但愿吧。
01年秋，我渐渐适应了工作节奏，业务上也有所提高，调到领导身边做辅助工作。
全国煤矿安全生产大检查，我跟着四处跑，就跑到了微山湖一带。
一次饭局上，认识了一位穿警监制服的矿长，白衬衣特别醒目。我立刻想到了大力，警察、煤矿、监狱、鲁西，会不会有这种可能？
不是所有事都可以在饭桌上说，我和对方互留了。
原来鲁西不止一座看押服刑人员的煤矿。
总算联系上了大力。
我买了不少书给大力寄过去，元旦前夕，我又寄了一些吃的东西和两条烟，顺道寄去了点钱。
02年初春，我接到一个陌生的，说了几句我才反应过来，是大力，我说你怎么能打，你出来了？
大力说没有，我在监狱里打的亲情，你给我寄了几次东西和钱，管教问我是什么关系，我实话实说了后管教让我申请添加了你的号码，以后你这个手机号可别改，也别停机，说不定什么时候我又给你打。
我说不改，不换，不停机，你放心就行了，你在里面怎么样？
大力说挺好的，他已经报了减刑，虽然还没有批下来，应该问题不大。他在矿上负责降尘。他停顿了一下，又补充说，我的改造岗位是降尘，活虽然累，没什么危险，也读了不少书，正在参加文化课的学习，里面也有教育科，和小时候上学一样。
我很高兴，说大力好样的，继续努力，缺什么少什么就和我说，别客气，咱们可是穿开裆裤长大的关系。
大力说我不客气，我也没法客气，外边能帮我的只有你了，我就是想客气也客气不起来。
我说大力别说这泄气话，村里有不少人挂念你，老村长打还问你到底怎么样了。我跟他老人家说了，没什么大事，就是打了一架，在咱们老家小事一桩，这里不是北京嘛，管的严，所以就成了事了。老村长也说了，你娃不错，让你好好改造，出来后就回家，他给你寻一房媳妇，咱在家好好过日子。
大力有点哽咽，说谢谢，替我谢谢他老人家，我出去后就去看他。
我以为也就是说三两句话，没想到这个打的时间还挺长，十几分钟后他才说时间到了，不聊了，以后再给你打。
05年元旦前，又接到大力的，他说春节前他应该就能出去。我问他知道具体日子吗，我过去接他。他说别过来了，太远，不方便，你给我寄一身外面穿的衣服就好。我问了他的尺码，记下来，又叮嘱他，一旦确定了出来的时间，尽量告诉我，就是我不过去，我也可以委托附近的朋友去接他。
06年1月20号，腊月二十一，大寒节气，接到大力，两天后的二十二号，腊月二十三，小年日子，那里举行减刑假释大会。
好像是那里面有规矩，不能提前泄露出去的时间，但是我知道，大力两天后的二十二号出狱。
不知道这里面的管理人员是怎么想的，或者说整个的这个系统是怎么想的，做事情喜欢一股脑，我以为我是消息灵通人士，结果到了那扇大铁门前，一条一百多米的路上，人头攒动，比赶大集还热闹，感情所谓秘密就是没有秘密。
中午十分，我看到大力穿着我给他寄来的衣服，晃荡着两只手，随着一溜行人，走出了大门。
我迎上去，他看见我，一笑，我知道你会来。
我本来不想来，怕你小子找不到回家的路。
我看到有和大力一起出来的人，背着大包小包，拿了不少东西，我看看大力，你的东西呢，就出来一个人？
喏，这里呢！
大力从左右口袋里各掏出一些东西，一张写着“释放证”的A4纸，一摞现金，有零有整，还有一把勺子。
嚯，存不少，怕是好几千快！
六千六百六十六块整，本来还有六毛六，人家给抹零了。
怎么还带一把勺子？
里面的管教说了，出来的时候把吃饭的家伙事带出来，找个水沟或者下水道扔了，表示以后再也不吃监狱里的饭了。饭缸子是新的，没舍得，留给狱友了，还有衣服、被子、你寄来的书，都留给有需要的人了，我就带出来一把勺子。
还有什么讲究，快说说。
出来大门后别往后看。
你刚才看没看？
没看。
走，一直走，向前走，上车。
路上，我俩盯着路两侧的水沟，商量着在哪里扔勺子。这边不行，太浅了，这边也不行，离着路太近，这里行，是个小桥，桥下有杂草，还有黑水。这里是煤矿，似乎各处的水都是黑色的。
大力拿着勺子，使劲往桥下一扔。
“噗通”，勺子掉进桥下杂草间的水里，黑色的水圈漾了一下，又被杂草拉住，终是没有连绵不绝荡漾开去。
洗澡，吃饭，喝酒。
一杯酒下肚，大力醉眼朦胧，眼泪像断线的珠子。
我没想打死他，我没想打他，他们人多，一下子围上来，我吓坏了，随手拿起一根镐把子，闭着眼睛抡，我是想吓唬他们，让他们不敢围过来，就是他个矮，又瘦，被后边的人一推，收不住脚，就冲了过来，其实不是我打他，是他自己撞过来的，哥，你相信我，我真的没有胆子！
我拍拍他的肩头，点点头，鼻子有些酸。
先去了曲阜，把车还给那里的朋友，又坐着长途汽车，回了老家。
我爸见我带着光头的大力进了家门，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半天才说，
小，你回来了？
大力普通跪下，
大爷，您不孝的侄回来了。
我爸搀起大力，老泪纵横，别这样，孩子，快起来，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咱好好的，就好，就好。
我领着大力去了他爸的坟上，陪着他跪在那里烧纸，大力头抵着坟前雪融化后又结成的冰凌，哭的昏天黑地。
朔风呜咽，寒鸦凄鸣，少部分雪化后露出的一块块土坷垃，像白布上一个个撕扯出来的窟窿，像极了我们无奈又一地鸡毛的生活。
我不能在家久留，越是年底，单位工作越多，我把大力交给我爸，又和老村长打了声招呼，就立刻返回了北京。
这一年是小年，腊月二十九就是大年三十。中午时分，我和老婆带着儿子、女儿，风尘仆仆，赶回老家。
过年总是快乐的，尤其是对于孩子，更尤其是对于还没有过过年的女儿。她才十个月大，瞪着眼睛看着周围的一切，看到她哥哥放鞭炮，也扬着小手，非要拿一个，看看究竟。
大力过来了，已经换下了那一身干净的衣服，穿着一身有些旧的牛仔，浑身上下都是星星点点的泥巴。
大力要在村外的一块空地上养鸡，在空地旁的水塘里养鱼，在水塘边的一片树林子里养鹅。
地方是老村长帮他选的，帮他定的，帮他交了一年的租金。
我说大力带我去看看。
儿子也要跟着去。
村里几个人在帮忙，已经年三十了，一个个都是一身泥，干的热火朝天。
中午都家去喝酒去！
我和他们打招呼，拿出烟来分给他们。
老大，今儿年三十，谁在别人家吃饭！
光喝酒，不让吃饭。
我和他们打趣。
天儿，还会干吗？
一位院里的叔一边砌砖一边问我。
这东西，就和骑自行车一样，学会了就忘不了。
吹吧，你就！你看你那肚子，七个月打不住，哈哈腰都难！
我爸超厉害的！
我六岁的儿子给我长脸。
是，你爸读书上学厉害，当官做事厉害，这砌砖垒墙，可不厉害！
我爸超厉害，我爸还会打篮球呢，还会修电脑呢，还会蛋灌饼呢！
儿子不服气，立刻反驳。
不许没礼貌，叫爷爷，那是爷爷，爸爸像你这么大的时候，爷爷就带着爸爸四处玩了。
爷爷好！
哎，真乖，去爷爷家玩啊，爷爷给你拿好吃的。
谢谢爷爷！
看看不早了，大家放下手中的工具，拍拍身上的土，回家了。
我让大力去我家吃饭，他说不了，他把从精神病院接了出来，他以后要自己照顾妈。
初三就要返回北京，初二晚上，我把大力叫了过来。
我把一个信封递给他，说这里面是两万块钱，你先拿着用，不够了再和我说。
大力推辞说不行，已经花了你不少钱了，现在我出来了，有手有脚，不能再花你的钱了。
我说不是白给你的，是借给你的，以后手头宽裕了就还给我。往前还要进鸡仔、鱼苗、小鹅，有的是花钱的地方，你先拿着。
大力说老村长答应给他办农户联保贷款，应该快办下来了。
我说办下来如果你用不着就还我，现在先拿着。
大力犹豫了一下，拿起来揣在兜里，说那我就不客气了，买饲料也是钱，我先用着。
我问大力有什么打算。
大力说先把养殖场办起来，稳定稳定后想去趟四川。
我知道他的意思，他的心结，断然否定了他的想法。
老老实实在家搞养殖，多挣点钱，把有病的母亲照顾好，有机会碰到合适的人，成个家，这是正事。先别想去四川的事，那件事过去了，在你没有足够的能力之前，那件事过去了，不要再去想它。
大力低着头，看样子有些抵触。
我告诉大力，在亲人的生命面前，忏悔只能是无足轻重的点缀！这么多年过去了，人家的伤疤已经结了痂，你就不要再多此一举，跑过去给人家揭开。你不能把你内心的平静，建立在别人的无休止的痛苦之上。如果你将来足够强大了，可以用适当的，弥补自己的过失，但是不要让人家知道你是那道疤的始作俑者。
大力低头不语，应该是在做痛苦的挣扎。
08年三月，邻村的一个比他小两岁的离异女人，走进了大力的生活。
五月份，汶川地震，大力给我打，问我知不知道那人老家遭没遭灾，他的家人是否安全？
我看了看地图说应该是在附近，至于家人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
大力说我也想捐点款，不知道能不能直接捐给他的家人。
我看着电视上黑白的颜色，心里的沉重，从来没有轻松过。
后记:
写这篇问答时，心情非常矛盾，我知道有不少的曾经的失足者，回归社会后有诸多不如意，本来我是想替这些人呼吁一下，只要真的是口号里说的那样已经“改邪归正，重新做人”，我觉得还是要宽容一些，尽量不贴标签，就是一个普通人，做普通的事情，过普通的生活，这样就挺好。
心中的圣火
奥运圣火是全国在上的心中圣火。可我觉得奥运圣火只是之前和正开的时候，是全心中的圣火。可是，在过完后的时间里，那他们心中又有什么圣火呢？在我心中的圣火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我心中的圣火是指讲文明，懂礼貌，互助，学会关爱身边的人，学会坚强。
我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在湖南怀化学院的校园里，每天早晨都会有一位23岁的男生，用自行车把一个十多岁的小女孩送到石门小学，晚上再接回到他们的住处——男生宿舍的楼梯间。他就是2005年感动的——洪战辉。
由于的逃离，父亲的精神病，洪战辉提前告别了童年，勇敢的挑起了家庭的重担。11年如1日，洪战辉一边读书一边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照看发病的父亲，抚养捡到的妹妹。为了养家他起早贪黑冬天卖鸡蛋夏天卖冰棍。实在是没有钱给妹妹补充营养，他就上树给掏鸟蛋给妹妹做汤，曾不止一次从树上摔下来。为了上学，洪战辉打零工，挣零钱，一分分的攒，省吃俭用的花。他在校园里利用课余时间卖书，而遭到班主任的误会，甚至遭到别人的殴打······但他却从未向命运低头。这个令人感动的故事不正是学会坚强的的一个鲜明对比吗？
这只是我心中最为重要的圣火——坚强。一个人，如果他是坚强的，就一定会有成就。当时有了成就以后，还得去帮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学会关爱身边需要爱的人。那样才会更加出色。
一个人如果不能去爱别人，那我将会说他是一个冷漠的人。他身边的人给了他无限的爱，而他却不去关爱别人。所以我们要去关爱别人。在同学伤心时，给他一句亲切的安慰······
我们要是像下面这位市民一样，那我们的世界将更加美好：有一位军人常年难见到妻子和儿子。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军人和妻子在路上散步。走到桥上，他们发现就在不远处有一大群人围在那儿。好奇心驱使他们去看个明白，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好奇心却夺走了年轻军人的生命。他们走上前一看，原来是一个十七，十八的女孩跳下了桥，了。看到这一幕，军人毫不犹豫的跳下了桥去就那位女孩。但是，人们不知道这位军人并不知道他不会游泳。正当那女孩快被军人救上岸时，军人知道自己快支撑不住了，就是出最后一把劲把女孩推上了岸，而他自己却沉下去了。当桥上的亲人看见自己的丈夫，爸爸沉下去时，他们顿时失声痛哭起来，哭了很久很久。这个故事让我们知道人应该互助，我们虽然没
有这位军人这样的舍己为人的精神，但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小事的！
我心中的生活将永远不会熄灭，永远不会，永远，永远。让我们为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报的成功而高兴吧！让我们一起期待2008年8月8日在我国举办的吧！
